母亲被送进医院，饮食难尽，卧在病床上半年才恢复健康。在村委会的调解下，城管赔偿了一些钱。出院后，母亲整个人都消瘦了下来，因为面部毁容索性连家门也不出，整天抑郁寡欢，一年后脑中风与世长辞。姐姐说，母亲是气死的，她不明白好端端的在城墙根下卖菜合卖了二十年，为什么就不让卖了。
市容整洁难道比老百姓的谋生权利更重要吗？
大学毕业之后，陈广进入一家报社实习。同事王文涛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平时酷爱跆拳道。王文涛鼓励他一起练习，陈广很有学武天赋，弹跳能力惊人，大学里曾获得跳高比赛冠军，几个月下来，陈广就能做出一些高难度的跆拳道动作，例如：踩空翻和天刀蝴蝶腿。
王文涛：我学跆拳道的目的是防身，我可不懂得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陈广：做记者很危险吗？
王文涛：做记者并不危险，但是做一个有良心的记者很危险，有时会挨打，还会被抓。
陈广：良知，不是一个记者起码具备的道德吗？
王文涛：什么道德，你得先保得住自己的工作吧，有些事情不能写不能报道。
陈广：都有哪些呢，我刚入这行，需要学的地方很多，你教教我吧。
王文涛：国外，一件灾难新闻可以在十分钟内传播全球，而我们，有些事情，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令所有新闻媒体一律闭嘴。
陈广：能不能具体点。
王文涛神神秘秘的说了一个数字，还有一个人名以及一个四字的文件名。他告诉陈广，这些是禁区，绝对不能碰。
陈广若有所悟的点点头。
陈广做了三个月的编辑工作，报社领导决定让他做新闻采访。王文涛开着一辆旧吉普车带他外出采编新闻，他的第一篇报道就是城管掌掴卖红薯老翁事件。这个报道迅速引起了轰动，互联网以及国内外新闻媒体都加以转载，一时间成为时事焦点，有关部门担心形成负面影响，下令各媒体禁止扩大此事，然而陈广迎风而上，当他把《卖炭翁》改写成《卖薯翁》准备刊发在报纸上的时候，报社领导果断的对他作出了停职的处理。
陈广的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成人，省吃俭用送他走进大学校门，母亲教育他做一个说真话的人，然而他却因为说真话被报社领导停职，他如何再去相信这个世界还存在正义和真理？
他开着王文涛平时做采编的一辆破吉普车回到家，家中房门紧闭，父母离世，姐姐远嫁他乡，推门而入，旧日回忆涌上心头，一种凄凉的感觉弥漫心间。
当心中的理想大厦轰然倒塌，他在尘埃之中站起来。
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报纸电视上的文字是如此的骄揉造作，那些歌功颂德的报道是多么的恶心，那些充斥着的谎言，他要写一辈子的违心之话吗？
他想揭下别人的面具，最终自己揭下了面具。
第二天，他扶着岸边的一棵树，心情平静的如同树边的池塘。
那一刻，他想到了杀人。
他在一家出售消防器材的商店买了一把消防斧和一把救生刀，在一家cs模型商店购买了头套、鞋子，手套等作案工具。
记者都有着跟踪和侦查能力，他将车停在暗处，看见城管副队长醉醺醺的走出饭店，他开车跟上，副队长在路边撒尿时，他停下车，和副队长寒暄了几句，声称要送他一程。副队长认出这个记者采访过他，所以打着饱嗝上了车。喝醉的队长在车上竟然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身在一个黑暗的房子里，脖子里还带着一条结实的狗链。
副队长的酒醒了一半，大喊大叫，使劲挣脱，狗链牢牢地套着脖子，上面还挂着把铜锁，另一端锁在一个旧车床上。
黑暗中，一个人手拿消防斧向他走过来。
副队长大惊，喊道，这是在哪，你是干啥的？
陈广冷冷的问道：畜生的特点是什么？
副队长看了一眼他手里的斧子，惊恐的说：我不知道。
陈广：没有人性，畜生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
陈广拉亮灯，他要让副队长看清楚自己。
陈广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副队长摇头说道：你肯定是认错人了，我没见过你，咱俩无仇无怨。
陈广说：我是一个被你打过的母亲的孩子，现在我长大了，我永远都记得你的脸。
副队长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突然跪地求饶，拿出钱包并且在银行卡上写下密码，只求陈广饶他一命。
陈广说道：你觉得小商小贩没有尊严，可以将他们践踏在泥浆里，事实上他们一直把头低下去，再低下去，一直低到卑微的地上，就这样生活，就这样生存。他们卑躬屈膝，可怜兮兮的笑，在寒风的街头冻得发抖，在太阳底下汗如雨下，只为给一家人挣口饭吃，只是为了活下去。你听到外面刮着的风了吗，你听过穿梭在树林间的风吗，那些怒吼的风，那些带来暴雨的风，那些在大地上像狮子一样激怒的风，闭上眼睛，仔细听吧，你这个聋子！那些平时在你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草，那些屁民，我要替他们，我要替那个卖红薯的老人，我要替我去世的母亲，杀了你，你这个畜生！
警方事后勘察了陈广的家，地面的血迹虽然被清洗过，但通过技术手段可以确定这里是第一凶杀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