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全海说：“这是杜善人的侄儿，在伪满当过二年国兵，‘八·一五’后，从长春回来。”
萧队长道：“把这个人留下。”
郭全海问：“怎么的？地富成份不行吗？”
萧队长说：“地富成份也行，当二年国兵也不要紧。问题是他从长春回来，怎么去的，怎么回来的，要搞清楚。我们不能叫一个来历不清的人混进我们的军队里去。”
萧队长瞅着名单，又把李毛驴、老孙头、老初、小猪倌等等的名字都抹了。张景瑞的哥哥张景祥早参军了，他家里要求把他留下来，萧队长也把他名字涂掉。一百二十八个人里头，他挑来挑去，通共挑了四十一个人，这四十一个人都是成份占得好，岁数是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结实小伙子。农会的灶屋，三个大师傅，剁菜，炖猪肉，切咸菜，安排明儿欢送参军的酒席。西门的木头门框上，民兵用山里拉回的松枝，扎着彩牌楼。小学校的课堂里，点着两盏豆油灯，白大嫂子，赵大嫂子和刘桂兰领着十来多个妇女，用红色的油光纸，扎着大红花。
三星晌午，刘桂兰才回到家里。她给郭全海煮好的四个鸡子，他没有吃。他们又唠了一宿，到天亮时，郭全海先起来穿戴，对刘桂兰说：“今儿不要再哭了，知道吗？”
刘桂兰擦干眼窝说：“知道。”
郭全海走进灶屋，挑起水筲，上外面的井台上，挑回一担水，放下水筲嘱咐刘桂兰：“下晚多挑两挑水，灶坑边上，别堆乱柴火，小心火烛。”往后又到马圈边，给青骒马添一些谷草，加一点豆饼；又回屋里找到一把铁梳子，梳着马毛。他嘴噙烟袋，屋前屋后，都细看一遍。柴够一年烧的了。谷草少一点，他叫刘桂兰在种大田前，多编点草帽，交农会去外屯换些谷草。他又吩咐了一些家常，民兵来请他赴席，他就走了。
这是阳历四月里的一个清早，冰雪都化了。屯子里外，只有沟沟洼洼，背荫洼地里，星星点点的，还有一点白色的雪点子。道旁的顺水壕里，浑绿的水，哗哗地流淌。一群一群的鹅鸭在壕里游走、寻食和鸣叫。大地解冻了。南风吹刮着，就是在清早，风刮在脸上，也不刺骨了。柳树和榆木的枝上冒出红的小疙疸，长着嫩绿的叶芽，远远一望，好像一片贴在蓝玉的天上的杂色的烟云。小家雀子在枝头上啼噪和蹦跳。家家的洋草屋顶上，升起白色透明的炊烟。家家的院子里，柴火垛赶上房檐似地高。房前屋后，在没有篱墙，没有障子的地方，都堆起一列列的柈子，整整齐齐的，像是木砌的一垛一垛的高墙。
牲口都添喂豆饼和高粱。犁杖、耲耙和锄头都摆在院里，人们准备春耕了。
太阳透过东边的柳梢，屯子里的各种乐器都响了。首先是锣鼓和喇叭，跟着是小学生的洋鼓和军号。民兵、儿童团、小学生、老年团、农会和妇女会都在公路上，排成了队伍，农会的红绸子旗子，在空中飘荡。三挂四马拉的四轱辘大车，越过人群，往西门奔去，为首一挂车上赶车的是老孙头，他的大鞭上吊个红布条子。大车赶出西门外，停在公路上等着。喇叭吹着《将军令》，军号和鼓乐一齐伴奏着，欢送着从农会里宴罢出来，往西门走着的四十一个人。队伍跟随着他们，到了西门，都停下来。以郭全海为首的四十一个参军的青年，冲南面一字儿排列在西门外的公路旁。锣鼓停了，海笛奏细乐。妇女会的正副会长白大嫂子和刘桂兰从行列里出来，手里拿着许多红色的花朵。刘桂兰走到郭全海跟前，喇叭吹着《将军令》。男女老少的眼睛都望着他俩，眼光里含着惊奇和敬意。老孙头老伴低声地跟旁边的老王太太说：“才二十来天，一个月还差几天。”
老王太太说：“还不是为咱们大伙。我那大小子也非去不行。”
她们声音低，没有人听到。人们都望着刘桂兰把一朵带小铁丝的红花往郭全海的胸脯上簪着，郭全海起首不望她，往后，眼睛不由自主地落在她的泪水汪汪的眼睛上。他小声说道：“收拾了蒋匪，我就回来的，不用惦念我。快擦干眼窝！”刘桂兰哽咽着，没有吱声。她的眼泪和郭全海的小声的话语，只有贴近他们站着的老田头看到了和听到了。这老头子也用冒着青筋的枯干的右手，擦擦自己的眼窝。这时候，刘桂兰的手颤了，手里拿着的红花掉下一朵，一阵风把它刮走了。刘桂兰慌忙拿起另外一朵化，簪在郭全海的棉袄前胸的扣眼里，从他跟前走开了。被风刮走的红花，停在第一挂大车的跟前，老孙头见着，忙跳下地，把花捡起来，插在自己棉袄的扣眼里，旁边小猪倌笑着说道：“看老孙头也戴光荣花了。”
老孙头笑眯左眼说：“参军的光荣，咱送参军，也沾点光。这回咱也报了名。萧队长叫咱留下，说在后方赶车也重要。要不是叫他留下，咱也走了。有出息的人，谁乐意呆在家里，守着老婆子，成天听她絮絮叨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