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能！”
“怎么就不可能？”韩秀峰反问一句，苦笑着解释道：“我虽没看过州衙的赋税清册，但看过州志。州志上写得明明白白，道光元年奏报，泰州共十三万七千九百六十五户，丁口一百一十三万九千二百五十一人。我大清承平已久，丁口是越来越多，但田地还是那些，并没有变多。
摊丁入亩，永不加赋，换句话说赋税一直是那么多，一百多年来从未变过，应征的地丁银也就三万四千八百多两，河滩和杂税征折色银三万九千多两，再加上三万多石漕米。”
“不少了！”
“是不少，可该解交的更多。”韩秀峰耐心地解释道：“每年要解运三万一千多石米给江安粮道，给各军行粮米三百多石，仓兵粮米五百多石，这还不算折耗的，要是把折耗算上估计要四万石。要实缴地丁银两万八千四百多两给江宁藩司，火耗一成，也就是要随缴火耗银两千八百多两，闰月要加征二百五十多两。然后是入藩库的挪脚银，江安粮道衙门随征的草席和脚钱，淮安和亳州等仓的折耗、杂银，而这些全得加一成火耗。”
“这也就三万多两，漕粮是另算的。”李致庸喃喃地说。
“上缴藩库是只要三万多两，可州衙一样有开销，光州衙、州同署、儒学、吏目署、两个巡检司等大小衙门的皂隶衙役和上百号铺司兵的工食银就得四五千两，何况知州大老爷不但要养人还得养神，学宫、文昌帝君庙、城隍庙和火神庙等大小庙宇的祭祀香烛钱一年也要上千两。”
看着众人不可思议的样子，韩秀峰接着道：“除此之外，还要协济江宁科场修缮银、徐州溜夫椿草银、仪真闸夫工食银、清江闸夫工食银、江都瓜洲闸夫工食银、夏镇分司椿草银、总漕部院和总河部院水手工食银，甚至连知府衙门修理刑具的银子都要协济。张老爷延聘了四位幕友，光四位幕友一年就要两千多两，除了幕友还有长随、门子等几十号家人……总之，这儿几百两，那儿几百两，七万多两银子根本经不住花！”
“这么说州库里没有银子，州仓里也没粮？”余青槐惊问。
“你才晓得，不过现在倒是有点钱粮，全是徐老爷移驻泰州之后劝泰州的士绅和盐商们捐输的。但那些钱粮只能留作守城之用，他才不会给我们呢。”
“韩老爷，您是说我们今后想要粮饷，只能去找江都的那些士绅？”李致庸又问道。
“除此之外还能咋办，不过他们的钱粮就算不给我们也会落入贼匪之手。”韩秀峰轻叹口气，回头道：“李兄，近千号人以后吃啥喝啥全仰仗你了，想让江都的那些士绅出钱出粮只能劳烦你出面。”
“谈不上劳烦，这本就是份内之事。”吴文铭深吸口气，紧攥着拳头道：“等从仪真老家回来，我就去拜访江都的那些士绅，他们一定会解囊相助的！”
“不光要筹钱粮，还要请他们出面劝百姓坚壁清野。我们要粮，贼匪一样不能没粮，百姓们的口粮尤其种粮一定要藏好，绝不能落入贼匪之手！”
“这是自然，可惜时间太仓促，来不起劝仪真那边的士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