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这种患者的时候，你会在治疗或者诊断上有什么特殊倾向么”小记者还在提问，“会不会因为对方是犯罪嫌疑人，所以在治疗上有所保留”
“那是绝对不会也肯定不能的。”孙立恩郑重回答道，“倒不如我反过来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我们医生的工作是什么”
“救死扶伤吧”小记者愣了愣，没想到自己反过来成了被提问题的对象。
“救死扶伤确实是我们的工作内容。”孙立恩正色道，“就像您总结的一样，我们的工作内容并不包括审判或者判断一条生命是否值得被拯救，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内容。”
“就像我的带教老师经常和我们说的话一样专业的事情，应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审判一个人，这是法院和法官们的工作。”孙立恩点了点桌子，用动作来强调自己的语气，“如果我们医生开始凭自己喜好去判断一条性命是否值得拯救，那就意味着我们会越权。非专业人士贸然进入某些专业领域，那一定会出大乱子。其他的都暂且不论，如果在治疗和诊断上有所保留，从而导致患者死亡，那和直接杀人也没有什么区别了。除了法律责任以外，这种沉重的道德负担会非常轻而易举的压垮一个人，要么他从此以后漠视生命，要么陷入自责无法自拔。这种事情风险太大而且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去做。”
孙立恩说到这里又叹了口气，“其实医生大概是世界上最希望患者恢复健康，平安出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