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七十七章定音
苏油在奏章里边还提到，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其实就是一个共振问题。
这个现象华夏古人很早以前就发现了，《庄子》里就提到过：“为之调瑟，废于一堂，废于一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
晋代有人蓄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叩。乃问张华，张华告诉他：“此盘与洛阳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钟，故声相应。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其言，后不复鸣。
沈括的试验就更加清晰明了：先将琴或瑟的各弦按平常演奏需要调好，然后剪一些小小的纸人粘在各弦上。当你弹动不夹纸人的某一弦线时，凡是与它共振或者谐振的弦线，其纸人就发生跳跃颤动。
绿箬还进一步发现，凡是发生谐振的弦线，都在音高相同或者相差八度时的弦上。
这就进一步夯实了十二平均律的和弦说，同时也证明了十二平均律实现自由升转调的必然可行性。
这些东西，都在《律吕清要》讲述得非常清楚，士大夫家家都有琴瑟，要证明起来也是非常简单。
六月丙辰，诏书下达：“黄钟，大吕，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协谐，歌者从容而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谓也。”
“周乐古器重现，时人新律允合，是乃天人相合，古今一契。”
“太常律吕不谐，而学士大夫置而不讲，考击奏作，委之不文，如之何不使雅、郑之杂也！”
“召设议乐局，审调太常钟，依典礼用十二律还宫均法，令上下晓知，则郑声无由乱雅矣。”
“就太常钟磬王朴、李照、胡瑗所作，及石磬材不少，择其可用者缮之，其不可修者别制。”
“考成新乐，以验议者之术。”
绿箬和王从之因在律吕上的独到见解和著述，让大宋的音乐理论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都得到了赵顼奖赏。
王从之主中太一宫，赐紫服，金带。
绿箬被大宋朝廷册封为思濛乡君。
出身卑微，却靠自己在乐理上的学识和修养，活生生挣得了一份诰命！绿箬，成了大宋女性里边新的传奇。
其实赵顼现在已经不差钱了，更不差铜不差石材，但是苏油的建议还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标准音叉就在那里摆着，将编钟锉一锉，石磬修一修，就能得到标准音。
剩下实在没有的再单独补足，这样的花费不大。
关键是，秋礼，冬日大朝会，都赶得上。
这将是大宋第一套能够实现自由升降转调的礼乐，不少大臣如杨杰，王存，在这一点上还提出了反对。
因为古代先人说用的，乃是三分损益法，他们认为不用三分损益法，就是“有违祖制”。
但是这一点是明显站不住脚的。
道理很简单，将十二平均律管一排就明白，那是一道优美的曲线。
而先人们所用的三分损益法律管，排出来的却是直线。
曲线，是自然界中存在最广泛的线条。
日月星辰，江河季风，四季轮回，其运行轨迹，都应该是曲线。
因此十二平均相对于三分损益，明显更加接近“天道”。
选择天道，还是选择祖制，对于如今的宋人士大夫们来讲，并不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
在他们心目中，这才是真正的复古，真正的祖制，这是上追三代的光辉和伟大。
而且苏油还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东西，从理学上来说，叫“误差”。
先人在他们当时的数学水平之上，采用三分损益法，那已经是他们能够达到的极限。
按照他的解释，在一个圆或者椭圆的轨迹巨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截取其中的一段来看，其实和直线差不多，只存在细微的差异。
古人便是在这个理论的实践上，用三分损益法这个当时最精密的算法，去最大趋近律管的正确发音。
但是先人们自己也知道这样是会存在误差的，古往今来无数的论述中，都曾经提到了这个问题。
从后来的六十律，三百六十律，也能够找到他们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证据。
他们一直都在努力地减小音律的误差。
现在的十二平均律，是真正揭示出了乐音的本质，究明其物理，将直线和阶梯状的音高折线，变成了平滑的曲线，得到了更加精准的律音，还实现了自由和谐的转调。
这不是有违祖制，而是对祖制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正是继承了先人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全面继承了先人们总结的乐理，数算，律制；对他们发现的那些现象进行了精准，仔细的研究；引入了更加先进的数学工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祖制中需要继承的，不是那些条条框框，而是其中蕴含的理念和精神。
继承祖制，正是要继承这种宝贵的理念和精神，而不是墨守成规，拘泥文字。
这个观点，引来了更多的大佬如赵抃，司马光，苏颂，范镇纷纷上书论证，大为称赞。
苏油当真厉害，直接端了杨杰，王存之辈的锅，将这个问题的两分逻辑，变成了“让祖制更加合乎天道”的递进逻辑。
最终赵顼认为，苏油的理论，是完全站得住脚的，是经得住推敲的，是得到了如今知识分子精英们普遍认可的，同意按照苏油提议的方案执行。
这是理学的一场巨大的胜利，远比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