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是古代战争中不可缺少的。明成祖朱棣曾说：“古至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永乐年间，朱棣为了增加军马的数量，他要求北方地区民间养马，五个人要养一匹马，屯田军户每人养一匹马，这就造成了马匹数量的大幅度增加，为永乐年间的开疆拓土、以骑制骑做好了准备。当然了，养马数额的巨大，也给养马的丁夫和军士带来沉重的负担。这种制度并没有可持续性。
编民养马是明代的苛政。马户承受着繁重赋役盘剥。喂养、赔赏点验、印烙、起解以及官吏勒索，像条条绳索紧紧地捆绑在广大马户的身上。不少地区地碱水咸，草木不服，说是能养马实际不能产驹。交上去的马还要经过层次检验，不合格的马匹还要罚款。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民劳而马耗，交马的费用远远超过养马的费用。管马官员胥吏扰民时有发生，连管马官员家庭费用都要由马户承担，造成了大量马户的破产。
北直隶曾经发生过刘六刘七的农民起义，原因就在于马户的苛政。刘六和刘七最初是土匪，被称为“响马盗”，在破产马户的积极支持下，他们后来发动了前后持续三年的起义。所以民户养马并不可取，但是这样的苛政并没有被取消，它还在继续实行。养马最需要的是广阔的草场，成化年间大学士邱浚认为：“战马为国家所重，草场乃战马所资。”草场与马之重要性，是合而不分的。
明代的牧马草场大体分为三个部分：一种是归属于南北太仆寺放牧之草场；一种是在京各营卫之放牧草场；另一种则是各边草场。这三部分草场总计大约有六十万顷左右。中叶后由于北方各类庄田的大量出现，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因而牧马草场的面积亦随之削减，明政府所拥有的战马数目亦急剧下降，造成了明中叶时在与蒙古作战时的不利局面。北直隶的草场基本在皇帝的掌握中，而对于明朝廷最重要的陕西草场则渐渐失去了控制。
陕西是明朝的重要养马地区，又处于与蒙古对峙的前沿阵地。明太祖朱元璋在陕西设立茶马市，用茶叶跟蒙古部落换马匹，同时严禁商贩将私茶出境。明成祖朱棣在陕西设置苑马寺六监二十四苑，草场有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有奇，能养十几万匹马。
一开始明代陕西的这种茶马市以及苑马寺养马，基本上还能达到随用随足。明太祖朱元璋曾说：“用陕西汉中的三百万斤茶叶，可以换得三万匹马。”但是到明中叶以后，陕西苑马寺所拥有的马匹则日益减少，牧马草场亦日益紧缩，使得这一地区的马政濒于崩溃状态。
草场及马匹数目出现大幅度减少，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私贩茶马者多。许多人用私茶贩卖为利，朝廷能购买的番马自然减少。第二，蒙古的不断骚扰抢掠。苑马寺的草场离城池极远，离得近的草场也不下三十里地。蒙古有一段时间岁岁入侵，如入无人之境；杀戮人民，如杀狐兔；驱逐丁口，如驱牛羊。明军马匹多被蒙古人抢走。第三，王府勋戚及军官占夺草场为庄田，或被军人开种盗卖，草场日益狭窄，马数减少。
孙承宗讲了一大堆关于马政的历史遗留问题，就是想告诉皇帝一件事，没有足够的马匹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朱由校听得头很大。孙老师讲得深入浅出并不复杂，让天子头大的是现在这个急需优秀战马的艰难处境。他不仅埋怨到内阁首辅：“先生，战马短缺这么要紧的事，为何不及早告诉朕呢？”
“臣也是最近这几个月，四处派人探寻优良马匹而不得，才调查出这个恶劣事实。”孙承宗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先生，那朕现在如何做才能增加马匹数量呢？”
“回陛下，目前就只能通过现有的草场，大力鼓励军户养马，这样即使马匹数量大幅度增加，马匹投入到战场也要等到五年以后。所以臣现在大力训练车营部队，战车可以用驴骡来拉车，不受战马数量的限制。”
“这么说的话，我们不是可以跟蒙古买马吗？”
“回陛下，蒙古人未必愿意卖给我们大量的军马，增强我大明的骑兵力量，他们更愿意和走私商人交易。”
“你对走私商人有什么了解吗？”
“陛下，臣只能说出自己的猜测。”
“先生说吧，说错了朕赦你无罪。”
“晋商。他们是一股能够垄断对长城外贸易的商会。臣甚至怀疑几个月前，走私物资军火给后金的奸商正是晋商的一部分人。但是臣没有找到证据。”
“为什么没找到证据？”
“回陛下，是因为搜查的力度不够，背后牵扯到的家族官场势力太大。”
“朕明白了，晋商的问题由朕来处理。”
这段谈话结束以后，朱由校在工部尚书徐光启的陪同下观看了明军火炮的射击威力。当皇上看到明军的新式轻型火炮——小将军炮发射的爆炸弹时，朱由校瞪大了眼睛，睁大了嘴巴。这种火炮很轻很小，发射的爆炸弹辐射面积却很大。在远处作为瞄准的目标物是一个个分开排列的稻草人，拿到皇帝面前一看，都被洞穿了，显示出在战场上敌人遭受炮击是多么可怕。皇帝大喜，他下令马上将这种炮和炮弹都投入生产。
天子还想起一件事，他说道：“最近京营要加大训练量，伙食也要加量，最近要做好投入战争的前期准备。”
“陛下，是要防备后金西进吗？”内阁首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