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支书说得明白：只要有指标，无论哪个知青走，大队都不会阻拦；公社分配下来的指标，大队会根据知青个人的表现，由群众评议，给予优先推荐。表现平平的知青不可能在表现优秀的知青之前推荐。至于甄世红上大学，那是人家家里有门道，人家没有经过大队就弄来了指标，——知青能走是好事，大队自然就放行。至于汪幸运来大队闹，去公社闹，啃这个，咬那个，公社压根就没分配给大队男知青的上大学指标，他来大队闹也是白闹，大队也不可能把他给推荐上去。没有指标，推荐也没用。他咋咋呼呼说要闹个鱼死网破。你要跟谁闹个鱼死网破？你这样瞎闹又有啥用呢？闹着对他没有啥好处，他硬是要闹，那就只好任由他去闹了。
尤继红心里清楚，只要有人闹，她的事情就麻烦了。家里没人能给撑腰，母亲又有事情，只要有人咬，那是肯定能咬掉。只要有人闹，自然能把她闹掉。大队支书既然这么说，那意思也就是大队已经没有办法了。
大队支书把尤继红从街道上开来的证明夹在招生表上，把原来那证明替换下来。招生表晚上就要送公社。招生表只要送到公社，大队这一关也就通过，结束了。
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不顺心事儿常八九。汪幸运在大队闹，没人搭理他，他没办法。叫上几个心里不服气的知青，又去公社闹。到公社闹，也是没人搭理他。他也没办法。在公社大院里吆喝几声“不公平”，也就只好回来了。没有指标，公社也不可能推荐他。他是干生气。他心里不平衡。他改变不了这不合理的局面。他还是没办法。
汪幸运就是这号人：就爱心里不平衡。总想自己占上风，跟你没怨没仇的也想踩你脚后跟儿。让你明明知道，他不是恨你才踩你，他不是恨你才踹你，他踩你踹你也只是为他自己得利益。他有这样的心态，谁拿他都没办法。那也就只能是不多搭理他。
若在两年前，张永东或许会叫上几个人，去汪幸运他们知青小组，摁住他，臭揍他一顿；尤继红或许会在人多的地方堵住他，跟他来一通辩论，争个高低。现在年龄大这两岁，知道跟他吵，跟他打，他就是这号人，吵了他，打了他，他也不会不咬人，他也不可能不再嫉妒人，狗改不了吃屎，秉性难移，大家也都只好不跟他一般见识，不多搭理他。
眼看着就要开镰割麦，大队干部要到各小队检查麦收前的准备工作。汪幸运也算得上是大队干部，内穿白汗衫，外穿合身的绿军服，戴顶绿军帽，脚蹬军用草绿解放鞋，一身真的假的军品军货，到沟里检查工作来了。——其实也不是检查，也就是闲着没事儿，到各处显摆自己是干部，转转看看罢了。
孙泉源正跟着一帮小队干部，在沟里挨着户家猪圈转着量方，收猪粪。身边围着一帮年轻人。按理说，这临近麦收，按照大队要求，各小队应该是磨刀拾掇镰的时候，为收麦子做些前期准备工作。沟里违反大队要求，却是收猪粪，要把猪粪朝半坡上挑，朝半坡上拉，朝半坡上运。这干法跟大队的要求不一致。汪幸运敞着怀，露着贴身的白衬衫，因为天气有些热，他用军衣衣角呼扇着胸口和肚皮，看去像是热得不耐烦。孙泉源看见他，假装没看见，也不瞅睬他。他拉住跟在人群后边的一个小伙子问：“为啥你们队下不磨镰刀，不收拾散镰，现在急着量粪，拉粪呢？”
那小伙子嘴笨，哼哼咛咛说不成经。汪幸运以为是小看他，没把他这民兵副营长放眼里。再说他也想发点淫威，小看了他这大队干部哪还行？本来还没想发火，孙泉源见状，连忙凑到他跟前献殷勤，说：“他就是上回沟里打架，一脚把荣欣踹沟里，又一脚把全新也踹到沟里的那家伙。他没把咱知青放眼里。他这家伙自高自大，也没把你这大队干部放眼里。你当着大队干部，不说为了你面子，你也该为荣欣和全新出口气。光他这看不起咱知青，就该抡圆巴掌打到他脸上去，让他长个记性：不要他妈的看不起知青。”
话刚落音，汪幸运一掌照那小伙子脸上扇过去。那小伙冷不防，脸上挨了一巴掌。还没反应过来，这边脸上又挨一巴掌。左右脸上挨过两巴掌，都是年青小伙，你又能比我厉害到哪里去？你就是比我厉害，我也不可能不还手。两人踢腿抡胳膊，转眼打成了一团糟。
人们也都不防能出这状况。这是咋回事儿？这都好好的，眨眼工夫咋就打起来了？慌忙拉开。鼻青脸肿。相互指着对方骂，摩拳擦掌，还吵吵着要把对方给放倒。
队长多麦连忙堆上满脸笑。问：“汪幸运，你刚到沟里咋就跟他动起了手？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你咋能跟他一样呢？”
汪幸运怒气未消，指着早已被人拉走的那小伙说：“我来沟里检查工作，我问他：‘沟里为啥现在量粪又拉粪？’他不理我。他把我这大队干部看没看在眼里？我不打他，我还能饶过他？何况他还两脚踹倒我们两个知青呢。就这两件事儿，摊上哪一件，他都得挨打，都得挨我打嘴巴。打他是轻的，我得打死他！”
这话说得多麦也都糊涂了。连忙解释说：“他咋能把你们知青踹到沟里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把你们知青踹到沟里的是老保管家兄弟，跟他没关系，没有他的事情。你是打错了人。”
汪幸运说：“我打错了啥人？我问他，他不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