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第一步棋就是“收兵权”。961年春，宋大祖下令将统帅禁军的殿前都检点慕容延钊罢为山东南道节度使，罢侍卫亲军指挥使韩令坤为承德军节度使，禁军从此由皇帝直接指挥。
接着，又把节度使所兼领的州郡收归中央管理，中央派文官到这些地方出任知州、知县，直接对中央负责，加强了对地方的直接控制。
同年7月，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和平手段收回石守信、高怀德等手握重兵而又功勋卓著大将的兵权。
其后，宋王朝又推行“更戍法”，使得“兵无常帅，将无常兵”，守内虚外，强干弱枝，彻底根除了武人拥兵自重之患。
两宋320年间，军阀割据、藩镇坐大的现象再未重现。
其次是三衙分立，防大臣专权。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中书省管理政事，枢密院管理军事，三司管理财政。
其中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其首长，宰相之外设参知政事(副相)分其权；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其最高首长为枢密使，设枢密副使分其权。
中书省与枢密院地位相当，互不统属，各自对皇帝负责，并称宰执。
财政权由三司执掌，最高首长为三司使，下设盐铁、度支、户部，职权仅次于宰执，同样直接对皇帝负责。
这样就使得大臣难以“一手遮天”，极大的加强了皇权。
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紧接着就是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台谏控制监察与言路，锋芒所向，不但经常可以将宰执大臣拉下马，而且可以直接批评皇帝。
宋代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时虽时有震怒，多数情况下仍鼓励直言。
因而宋代官员进谏“虽雷霆之威不避也”。
官员甚至百姓指着鼻子骂皇帝也往往无恙。
宋人不无自豪地说：“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之以至于公卿。”
甚至直言敢谏竟是宋代升官的一条途径。
还有就是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
这不有多说，大家都知道，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
宋太祖说：“设科取士，本欲得贤以共治天下”宋代士大夫发扬此理论，渐渐使之成为制约皇权的金科王律。
宋人在教科书中就向士子灌输：“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
也就是天下不是皇帝一人的天下，因而天下之事皇帝也就不能独裁。
皇帝独裁，大臣沦为事务官，在宋代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宰相杜范说：“凡废置予夺，(皇帝)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舍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
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
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
宋代皇帝还“畏天、畏祖宗之法、畏史笔如刀”，因为有所惧，所以不敢“行乱政”。
以及减轻刑罚，行宽仁之政。
要知道，历代刑律，以宋代最宽。
像是《宋史-刑法志》说：“宋立法之制严，而用法之情中就恕。”鉴于唐末、五代严刑峻法的局面，宋太祖统一中国后，于建隆4年颁行《宋刑统》，集历代刑律之大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法典，并创变相减轻刑罚的“折杖法”，作为“笞、杖、徙、流”的代用刑，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免决数。”并废除了一系列残酷的刑罚。
为了防止司法官吏制造冤假错案，宋代在审判上首行“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监督制约制度，审理、判决两权分离，对案件实行上下复察制度。
杖刑判决不依法，执行过多者，“允许赴尚书省越诉”，甚至告“御状”。
皇帝亲审案件是宋代一大特色：“初，太祖常决系囚，多得宽宥”；“太宗在狱，常躬听断，在京狱有疑者，多临决之”。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与今日“疑罪从无”的法制原则已大略相似。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于是在宋代三百多年间，许多在前代以至后世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轮番上演：宋太祖偶得闲暇，在后苑弹雀玩耍。
一官员称有要事求见，太祖急召之。
哪知该官员慢条斯理，奏的不过是寻常小事。
太祖怒斥之，该官员却顶嘴说：臣以为此事总比陛下弹雀要急！
宋太祖怒不可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