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至于茶马互换的运作情况的话，首先，茶与马的互换办法是，一般为一驮茶换一匹马。
需要说明，这里的“茶”主要为博马茶，卖茶场所卖的茶叶分为两种，即博马茶与杂卖茶。
杂卖茶可由吐蕃商人和当地居民用现钱和货物购买，一般名山茶专用博马，必须“候年额足数，方许杂卖”。
因为“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如果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结果会“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害马政”，严重影响战马的购买。
同时，政府还利用价格因素来促进战马的获得，特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价格。
至于茶与马市价的计算，则是要依据茶的优劣和马的骏驽而定，“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绌绢及见钱贴支。”
“内银，纳绢并依逐处在市见卖实价纽折，不得有亏官私，其见钱仍计每匹价值，不得过十分之一。”
“如不愿请银绢等，只愿以余数算请零茶，亦从其便。”
“如马价少茶价高，即许贴钱请茶，或合并就整请领，或据钱数算请零茶。”
职官四茶与马的比价也受供求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影响，像是北宋神宗后，马源充足，致使马贱茶贵。
而到了崇宁年间，由于马价开始上升，一般的马需茶一百斤左右，良马则需二百斤以上，“马价分为九等，良马上等者每匹折茶二百五十斤，中等者二百二十斤，下等者二百斤。”
“纲马六等，每匹分别折茶一百七十六斤，一百六十九斤，一百六十四斤，一百五十四斤，一百四十九斤，一百三十二斤。”
“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
“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二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
其价已十倍于从前，甚至“岩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十驮茶。”
不过，从整体来看，茶马比价基本保持稳定，即“一驮茶易一上驷”，还是符合价值规律的。
而说到宋代四川榷茶法与资本主义萌芽。
首先则是宋代四川茶业领域出现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
比如像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不用说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很繁荣，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我们可看到店铺林立，人来人往，一派车水马龙的景象。
“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卷院目……纵横万数，莫如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
“屋宇摊壮，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
零售交易较普遍，商人间的交易也是很大的。
一直到南宋时，“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更，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可见贸易之繁荣。
那么，在繁华的汴京如此，在四川的情况又如何呢
宋代的成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逵，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
“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市;黄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少，颠迷醉昏。”
是“西蜀之会府，舟车所通，富商巨贾，四方鳞集，征人之夥，独甲他郡。”
商品经济同样非常发达，每年商税达四十万贯以上，可以与都城开封相比。
北宋每年商税收入最多的都市，有都城开封，成都府，兴元府，这三个城市每年商税额在北宋中期都达到四十万贯以上。
所以成都已成为北宋四大商业中心之一。
在四川沿线上也是“商旅通行东西，诸货日夜流转，所得茶税，杂税钱及酒课增羡，又可得数十万贯。”
同样，四川茶业领域也很兴盛四川“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一二百斤”，可见规模是很大的。
由此可知，宋代四川的商品经济已很繁荣。
其次是货币经济——“交子“的出现。
要知道交子最早就是出现在宋代四川，政府“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面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
“益州豪民十余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木屋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
“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
“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麦米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可见，交子是由成都的富商“连保”集资，印造的。
交子在茶业经济领域中是很活跃的，“蜀中旧使交子，唯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
茶业领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从另一方面也证明宋代四川茶业经济的确已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还有就是雇佣劳动的普遍存在。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除了需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外，还需具备其他条件，即“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渴望由别人劳动力的购买来增殖他所占有的价值量。”
“另一方面是自由的劳动者，他是自身的劳动力的出卖者，从而是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