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继续前文那个话题，关于榷卖，其实都已经简单的说过了，在北宋前期，朝廷在淮南、江南东西、两浙、荆湖南北、福建七路地区都实行过榷卖制度，特别茶叶，其中有交引法和贴射法两种。
所谓的交引法，就是在淮南的蕲、黄、庐、寿、光等地官府设置十三个山场负责茶叶购销。
这几州产茶之民每年既要向官府输纳名曰“茶租”的岁课，还要以茶折税，余下的茶叶亦得全部卖给山场，官府给他们的报酬是预支的所谓“本钱”。
同时在淮南之外的其他六路，官府也设置了很多其它的山场，但并不向园户预付“本钱”，而场是在园户输租折税后～“余则官悉市而敛之”。
收集过来后，官府再把茶叶分别运送到设在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的六榷货务。
至于商人贩茶的话，必须先到京师榷货务交纳现钱或金帛实物，换得提货物凭证性质的“交引”。
换取到后，再到六榷货务十三山场兑取茶叶，转向各地售卖，当然，也可直接到十三场入纳钱帛，“计直予茶如京喧师”。
自太宗雍熙年间始，宋朝在西北大量驻军，“切于馈饷～多令商入刍粮塞下～……授以要券，谓之交引。疬至京师给以缗钱，又移文江淮荆湖给以茶炱及颗末盐。”
这样，一手控制茶叶资源，一手换得入中粮草，中间“以茶引绯走商贾”，成了北宋交引法的主要运作方式。
为此，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严酷的律条禁止园户隐匿茶叶及商人私贩，如“谇民敢藏匿而不送官及私鬻者，没入之，计家其直论罪”。
又因福建生产的腊茶质优而价高，故“腊茶之禁尤严于他茶，犯陨者其罚倍”。
至于所谓的贴射法的话，也就是官府不再预给园户“本钱”征购茶叶，允许商人与园户自相交易。
官府原先卖茶获得的“净利”，由商人贴纳。
例如舒州罗源场中等茶，官府原给园户本钱25文一斤收购，卖时56文，一斤净利为31文，现在商人从园户处买茶后，必须运到山场按斤数向官府贴纳净利后方可出外贩卖。
官府“给券为验，以防私于售”，此券便是贸易许可证。
贴射法在东南榷茶期间只短时间地代替交引法穿插实行了几次，这是因为地域有限，所以大多只行于淮南，因此北宋东南榷茶制度还是以交引法为主。
到了熙宁七年，宋政府基于同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的需要，又开始在川陕进行榷茶交易。
像是官府陆续在成都府、利州、梓州路及京西路的金州等产茶之地设买茶场47处，向园户预付“本钱”征购所有茶叶。
这是因为官府要把一部分茶叶运到陕西供买马场买马、卖茶场销售，使得陕西的茶叶市场几乎完全被官营垄断。
至于另一部分茶叶，官府在买价的基础上加收2—3分“茶息”批发给商人，商人还得交纳茶价的1/10买取交易许可证“长引”，然后只许在四川范围内货卖。
可见川陕榷茶之法与东南地区大致相同，不同的是官营领域更广。
榷茶制度在茶叶生产和流通之间横插上一道官营的环节，切断园户与商人的有机联系，使得介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茶叶流通过程分成了两个阶段。
官府的经营，并没有结束茶叶的流通，它所把持的只是茶叶流通的第一个阶段，即把各地园户生产的茶叶从分散状态统一收购集中起来，倒卖给商人。
茶叶流通的第二个阶段的任务，即把茶叶再销售到消费者手上，则是由商人完成的。
官府在它所把持的第一个阶段里，采取“凡茶入官以轻估，其捡出以重估”也就是低价向园户买茶、高价向商人卖茶的手段获得了巨额茶利。
而买卖差价，同样是商人赚取利润的不二法门，因为若转贩到北方地区，“以至散于夷狄似，其利又特厚焉”甚至“利尝至数倍”。
这两个阶段可以说是环环相扣，靠严酷的法律得以维持，使官府和商人比肩携手联合充当了茶叶流通领域的经营主体。
商人必须向官府入纳钱、物才能购得生利的茶叶，官府也只有靠向商人售茶才能得到丰厚的利润。
正如林駉所言:“榷溱茶之法，官病则求之商，商病则求之官，二法之立，虽曰不能无弊，然彼此相权，葚公私相补，则亦无害也。”
包括叶清臣更明确地说榷茶是“刳剥园户，资奉商人”。
因此，在北宋榷茶制度之下，官府和商人首先结成的便是相互依赖、相互利用，共同剥削茶叶生产者、消费者和运输者的伙伴关系。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看，宋代的各类商品中，茶叶是流通空间跨度最大的商品之一。
茶叶产地在宋代基本全集中在秦岭、淮河以南，而销售市场则主要是汴京等大中城镇，特别是北部、西部周秘边少数民族地区。
产地和销地距离遥远，这就决定了茶叶流通的最大特点就是长途贩运。
而茶叶的远途贩运，尤其是大规模的远途贩运，绝不是一般中小商人所能经营得了的。
就连苏轼在议论商人贩盐时都曾说:“凡小客本小力微，不过行饔得两三程，若两三程外，须藉大商兴贩，拟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贩茶实际也是如此。
宋代一程是50里，二三程也就是100—150里。
宋代东南产茶区中最靠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