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元代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而要知道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的律法。
到了铁木真时，才开始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并将他的训令写成法规，叫“大法令”，蒙古语叫“大扎撒”。
从它流传下来的条文看，其内容从饮水吃肉到处置俘虏无所不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形式。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下诏“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并着手制定元律。
元朝的第一部新律叫《至元新格》，它是由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主持制定，于至元二十八年刻版颁行的。
它不按唐律篇章结构，是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的。
“条格”即敕，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到了元仁宗时，才将有关风汇集成一部《风宪宏纲》。
此后的元英宗虽然在位仅有三年，却制定了两部元朝重要的法典。
一是《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等部分，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有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法规，内容比较丰富，总结了元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
二是《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是江西宣抚使编集的，但已“呈迄”中书省，并经中书省核准下达各地“照验施行”的，应当认为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是地方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
这部法典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记载了当时元代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许多珍贵史料。
到元顺帝时，是编纂了元朝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
像是前文所说，元代律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公开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宣布各民族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
元朝统治者按民族标准把人民划分为四等，汉人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地位，连生命也得不到法律保障。
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
蒙古人因争吵、酗酒打死汉人，最多罚其当兵和赔偿“烧埋银”，即丧葬费。
但在相同情况下，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则要立即处死，还要出50两“烧埋银”。
此外，蒙古人犯罪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不得刺字、拷讯，除死刑外，概不监禁。
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关——宗正府决断，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受理。
相反，汉人犯罪必须由蒙古人决断。
元律限制和剥夺汉族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严格禁止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统治者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不许他们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连打猎和夜间点灯都一律禁止。
元朝竭力保护蒙古贵族地主的利益，同时扶植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
元律规定，农民除必须向地主阶级缴纳五成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外，还要按亩交纳蚕丝或鸡鸭等实物。
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佃，禁止将佃户连同土地一起典卖、赠人，地主有权奴役佃户及其妻、子女，对他们实行私刑凌辱。
元代的佃户实际上是农奴，封建依附关系得以加强，是历史的倒退。
元律确认蓄奴的合法性，确认奴隶制和农奴制的残余。
奴、婢或称“驱口”、“流民”，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其处境近似奴隶。
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遭受主人的鞭挞、凌辱，甚至被买卖。
当时的陕西行省行政长官张养浩写了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对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作了描述。诗中写道：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温饱，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半粟，一儿钱数文。
这些诗句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元朝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因此，元朝确立了一整套由蒙古族地主贵族所垄断的司法体系。
而中央司法机关除刑部和御史台外，还设立了管理蒙古族贵族事务、具有独立管辖范围的中央司法机关——宗正府。
它负责审理京师附近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诉讼案件。
另外，还专门设立宗教审判机关——宣政院。
僧侣具有强大的势力和尊贵的地位，僧侣的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由地方长官审理后报宣政院，其他刑事案件由寺院主持僧审理，地方官吏不得过问。
僧俗之间纠纷，则由地方长官约会寺院主持僧一起审理。
这种司法制度确认了僧侣在司法审判上享有特权。
元代的司法审判权除宗正府和宣政院掌握外，还设有中政院、道教所和枢密院分别掌管有关案件。
中政院是执掌宫廷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内廷官吏的案件。
道教所是执掌道教事务的机关，负责审理与道教有关的案件。
枢密院是执掌军事大权的机关，负责审理重大军事案件和校尉军官案件。
可见，元代的司法管辖，不仅实行地区管辖，也根据民族、身份、宗教的不同，实行特别的专门的管辖。
因此看来，元代的蒙古族贵族实行野蛮与落后的统治，根本谈不上法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