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任意不任法的朝代。
正如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在其名著《窦娥冤》中通过剧中人所说的：“官吏无心正法，百姓有口难言”，“衙门自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是元朝司法昏暗的真实写照。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元朝由于经济关系的发展和各民族的融合，民事纠纷日益增多，民事诉讼较宋朝有新的发展。
其一是出现了代理制度，主要是在田宅、婚姻、继承等案件中实行，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其二是在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调解，有民间调解和司法机关调解。
调解的结果对当事人具有法律效力，诉讼双方一般不得再以同样事实和理由重新提起诉讼，这也算是历史的进步。
而元朝之后，就是明朝了，比之元朝，明朝的律法更值得说上一说。
因为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更是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了。
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
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
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
他为创制划一的法制，煞费心机，力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威信。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立即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
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和翰林学士宋濂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
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
公元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
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阐明制作律诰昭示臣民的目的。
《大明律》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
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12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
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
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
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
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
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大明律》几次修订，创造出新的体系结构，它吸取了唐律的基本精神，融合了唐以后到明初30年的统治经验，是一部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发展的封建法典。
(2)酷法《明大诰》的颁行。
除了《大明律》外，朱元璋还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遵循“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公元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
“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
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
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这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
《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
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
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
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
甚至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
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
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
他说：他“起兵40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
但是后世子孙是“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
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到建文皇帝即位以后，认为重典治国、法外用刑，有害于“情法适中”，《明大诰》才逐渐废弃不用了。
可是《大明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