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的确是一个很不错的决定，在北宋时是实行的“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
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
而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即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
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并不是绝对，有时也可以突破限制。
例如像是被告人控告本案的法官因为受贿枉法而枉断其罪的，或者声称其冤可以立验的，则不在“三推”或“五推”之限。
又由于宋朝对重大类型案件的判决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也有一部分案子经常突破这种法定次数的限制，一次次翻异，一次次别勘。
像是孝宗淳熙年间，南康军民妇阿梁，被控与他人合奸谋杀亲夫，判处斩刑，但这阿梁“节次翻异，凡十差官斟鞫”。
也就是一共翻异了近十次，前前后后审理了差不多九年，主审法官都不耐烦了，可这阿梁仍不服判。
到最后，实在无奈之下，法官只得依据“罪疑惟轻”原则，对她从轻发落，免于这阿梁一死，也不知道她到底是真冤假冤，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确实是个牛人，有耐力有脾气。
所以说在宋代喊冤还是很有用的，如果你是真冤的话，有很大几率能翻案，即便不是，借此多活几年也不是不可能。
同时，说到这里，还要再提一句，之前好像已经说过了，中华文明在很早的时候就发育出了“疑罪从无”的司法思想，《尚书》说，“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宋人蔡沈对这个古老的司法原则更是作出了一番解释。
“辜，罪。经，常也。谓法可以杀，可以无杀。杀之，则恐陷于非辜；不杀之，恐失于轻纵。”
“二者皆非圣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杀不辜，尤圣人之所不忍也。故与其杀之而还彼之生，宁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责。”
跟我们今日的司法原则差不多一样，即讲究“既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但有时候，其实这两者是有可能相互冲突的，不可所有的事全都两全其美，正所谓世上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嘛。
因此只能在“可能枉”与“可能纵”中二选一，而宋朝人与现代文明国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宁纵不枉”。
那么看到这，大家是不是想说，迫于某些因素，如果被告人没有在录问、宣判与临刑喊冤翻异，是不是就从此失去申诉的机会了呢？
作者菌告诉你，不是的。
被告人或其亲属还可以在判决后的法定时效之内，向上级司法机关提起上诉。
上诉后，即由上级司法机关组织法庭复审，严禁原审法院插手。
如果司法机关没有按照制度要求受理上诉，而是将案子踢回原审法院呢？
答案是人民可以越诉，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弹劾：“率臣诸司州郡，自今受理词诉，辄委送所讼官司，许人户越诉，违法官吏并取旨重行黜责，在内令御史台弹纠，外路监司互察以闻。”
所以即便犯人没有翻异或上诉，复审的机制还是会自动开启——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县法院对徒刑以上的刑案，其判决是不能生效的，必须在审结拟判之后申解州法院复审。
州府法院受理的刑案，也需要定期申报提刑司复核，提刑司若发现问题，有权将州府审结的案子推倒重审；最后，疑案还须奏报中央大理寺裁决。
因此我们常看到的电视剧《包青天》，会发现那剧中的包公审案，明察秋毫，一桩案子，当庭就问个清清楚楚。
然后大喝一声“堂下听判”，辞严义正宣判后，又大喝一声“虎头铡侍候”，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包拯如果真如此断案的话，则是严重违犯司法程序，将受到责罚，会被御史言官弹劾死的。
这也难怪民国的法学家徐道邻先生要说，“中国传统法律，到了宋朝，才发展到最高峰”。
的确，就制度来讲，这一段时期的司法制度，确实是举世无双。
就连现在的宋史学者王云海先生也说，宋代司法制度“达到我国封建社会司法制度的顶峰”，其“周密的判决制度在中国古代实在是首屈一指的”。
此后不必多说，自然是江河日下，许多原本很好的制度，都被摧毁了。
就像前面说的，到了元朝，许多法律形同虚设，再也不能保证公平和严谨，都是随心所欲，想怎样就怎样，为当权者服务，才有了那句话，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因为众所周知，立法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公正，讲究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天子犯法，也要与庶民同罪。
可元朝却偏偏不是这样，在当时的社会，人虽然没有彻底的分为三六九等那么夸张，却也真的分为了四等十级。
这是真的，第一等不必多少，自然是蒙古人，他们充任各级政府的首脑，在当时享有非常大的特权，可以说是蛮横跋扈，为所欲为。
第二等是色目人，也就是指西域各族人和西夏人以及部分欧洲人，同样享有很多特权。
第三等是汉人，但这不是常规意义上的汉人，而是以前金朝统治区域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人。
第四等是南人，也就是大家所理解的汉人，包括当时南宋统治区域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
这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