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
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
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
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
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
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以海瑞的年薪，一家的生活不应该出现困难。
那么，为什么海瑞连两斤肉都买不起，好不容易在母亲过生日时省吃俭用买两斤，还引起轰动呢？
原因主要在于：海瑞家人口多，与老百姓一家五口没法比。
因为海瑞在淳安的时候，除了老母、妻子之外，还有两三个女儿、两个儿子，加上家仆、婢女，可能还有奶妈，总共有十来口人。
十来口人用这些工资，生活就不免有些拮据了。
因此，明代官员哭穷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庞大。
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算是非常简单的，生活标准也不算高，但已显得捉襟见肘了，至于其他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明清时代官员工资显得低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娶妾制度。
海瑞75岁去世的时候，身边有两个小妾。
明清时代纳一个小妾不会少于百两银子。
这大概也是海瑞身居二品官员(都察院右都御史)而死时没有多少银子的原因，否则凭工资和他相对节俭的生活，是不应该如此的。
由上可知，所谓明清时代官吏工资过低，实际上是相对于官员庞大的家口以及娶妾等家庭问题才显示出来的。
包括还有和同僚间的吃喝应酬，这些都未考虑进去，国家支付官吏工资，并没有理由连官员娶妾的钱都支付。
据说现下被查出的贪官95包二奶、三奶，本来他们已经可以“工资基本不用”，之所以还要贪污，显然也不是因为工资太低，而是相对于包二奶、三奶的大笔费用工资才显出不够用的。
现实如此，历史亦然。
另外，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因素，即官吏生活大多奢侈，国家好像也没有理由要为此埋单。
官吏不能像老百姓一样生活，那是他们的事，至于因生活标准过高而工资不够，如果这也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的话，那么“理由”永远是存在的。
………………
包括清代也一样，清代官员名义上的官俸同样很低，一个七品知县的年奉只有45两白银，合人民币4500元。
按照先前的算法，这点钱养活自己都很困难，遑论官员还有一大家子人。
所以清朝官员并不是仅靠俸禄生活，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俸禄以外，可能那点俸禄还不如他们实际收入的零头，只能算几个钢镚而已。
比如晚清时，有一个叫李慈铭的官员有写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叫《越缦堂日记》，其中也记录了他家的日常收支情况。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获授户部郎中一职。
清朝时的堂官都设满汉两席，满人为正，汉人为副，实权在满人手里，所以李慈铭并无实权，只是落了个闲职。
因为清闲，他平时不去衙门，只是年终考核时去应付一下。
日记显示，李慈铭的年奉是135两白银和1200斤小米。
这些钱约合人民币13500元，月均仅1000元左右，以如今的标准来看，根本养不活一家子人。
可是日记又反映出他年支出2000多两白银，合人民币20多万元，这么多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李慈铭在俸禄外，还有礼品、束修、印结、馈赠四项收入。
礼品主要是下属友人赠送的茶叶、烟草、果品、地方土特产等实物。
束修是他在书院学堂讲学的兼职收入。
清代时，地方人等到京城各大衙门办事，要请担任京官的同乡证明其出具的材料属实，为此需要这位同乡出一份盖了章的保结文书，称为印结，这样可以得到一笔钱，称为印结银。
这笔钱由衙门统筹，每月分发给官员们，按惯例，地方官进京时要给京官送钱物，冬季称为碳敬，夏季称为冰敬，其他季节称别敬，这就是馈赠。
李慈铭的日记显示，这四项收入达2861.2两白银，收到的实物还不算在内，而他的俸禄只有这四项收入的二十分之一。
有了这些钱，李慈铭在京城租了大宅院，纳了小妾，平日的生活就是宴饮听戏，好不逍遥，而他还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中级官僚，一个平时班都不用上的闲官。
而且鉴于明代俸禄实在太低，贪官层出不穷的缘故，朝廷对高级官员，除了俸禄外，还有其他补贴。
晚清时，侍郎一级的官员，虽然基本工资只有200多两白银，可是仅“饭补”，也就是误餐费一项就有两三万两之多，合人民币两三百万，可见其收入之高。
除此之外，由于地方官员缺少京官那种捞钱的便利，朝廷为了避免他们搜刮当地，就在俸禄以外，另外发放“养廉银”，目的是高薪养廉。
“养廉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