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是富弼、贾昌朝等是持这类观点的代表人物。
比如当时辽兴宗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当割地的要求被北宋的谈判代表富弼等人拒绝后，他们就提出了与宋和亲的要求。
可富弼却借口婚姻易生嫌隙而婉言拒绝。
“结婚易生嫌隙，本朝长公主出降，赍送不过十万缗，岂若岁币无穷之利哉？”
贾昌朝对和亲的反对态度更是溢于言表，他说。
“始，昌朝馆伴契丹使者，建言和亲辱国，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议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责报无穷，且以我市于元昊，昔尚结赞欲助唐讨朱泚，而陸贽以为不可。后年乃知吐蕃阴与泚合。今安知契丹不出此邪？’于是，命昌朝报使契丹，昌朝力辞，因奏此疏。”
还有就是北宋是理学发端的时期，南宋是理学的兴盛期，故而两宋有不少士大夫把和亲与lún_lǐ道德相对立，像上文提到的贾昌朝，就认为“和亲辱国”。
而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把“中国结婚夷狄”视作“自取羞辱”。
理学使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入人心，它用新的方法来阐述封建lún_lǐ纲常和等级秩序，逐步成为两宋时期的思想文化的主流。
受理学思想的影响，传统的民族偏见大大加深，汉族的正统观念由此奠定，和亲之策自然而然就被削弱。
因而当少数民族政权提出和亲请求时，宋人心理是无法接受的。
像是《宣和遗事》开篇即言:“中国也，天理也，皆是阳类；夷狄也，小人，人欲也，皆是阴类”。
所以，宋朝并没有出现“和亲”现象，即使在面对辽、夏的和亲请求时也是坚决拒绝和亲。
包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大都推崇以文德来治理国家，像是赵普在《上太宗请班师》中说“以威德御之”；孙觉在致神宗“胜夷狄之患”的上疏中说：“盖陛下新即大位，夷狄未见威德，故敢或为侵侮以窥我边。”
不难看出，他们无不奉行以德治来处理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强调王者要以德服天下，对待番邦要“示之以德”。
也就是只要统治者具备高尚的德行，就能让番邦真心的臣服于中原王朝；而他们认为夷狄之所以屡屡侵犯边境，就是因为没有对他们推行“德治”，没有施予恩惠。
对德治的推崇与浸淫下，他们认为与蛮夷“和亲”是一种失德行为，而岁币既可满足蛮夷对于中原财富的物质需要，避免战争。
而且可以通过金钱安抚他们，并以此作为对辽、金等少数民族政权一种宽容和恩赐，以实现自我满足的心理，彰显大国风范，实现其“大德治天下”的目的。
所以标榜开明又崇尚德治的宋王朝统治者比起“和亲”更愿意以钱财来平息战乱，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换句话说就是觉得氪金就是天下无敌，没什么事是氪金解决不了的。
于是，宋朝在与辽、夏、金议和时，宁可多给金帛，也不愿嫁女和亲。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辽兴宗向宋朝提出以和亲、增币代替割地的要求时，宋朝允许增币，但拒绝和亲。
在宋仁宗及参与谈判的大臣富弼等人的心中，割地无疑是丧权辱国，和亲则大失体面，给钱则小事一桩，因此才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最后使“契丹不复求婚，专欲增币”。
由此可见，还是宋朝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无和亲”提供了保障，那就是我太有钱了，不差这么一点，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当然，这也主要得力于宋朝时的经济重心发生了南移，要知道宋朝当时的垦田总数目达到了7.2亿亩左右，虽然它的国土面积比不上汉唐，但这一数额在中国古代社会上却依旧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此外，宋朝时种子、肥料得到了广泛普及，农具和生产方式不断进步，使得宋朝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大幅提高。
包括像前文已经说了，宋朝的商业也呈扩大和发展的态势，北宋时城市与坊市的格局已经被完全打破，营业时间也大大的延长；宋朝商业不再局限于城市的范围，在一些偏远的地方也形成了众多的的草市和镇市。
并且宋朝在农、手工、商业上都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宋朝“金帛外交”提供了殷实的经济保障，迎合富弼、贾昌朝等宋臣“以物质厌其欲”主张，大大增加了宋人拒绝辽和西夏和亲的底气，由此金帛演化为一种处理民族关系，平息两国战乱的外交手段。
还有就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市场的扩展，宋代的互市也加强了中原内地与周边民族政权之间的联系，中原王朝的丰盈物资让周边的民族政权产生了与中原互市的依赖性和迫切性。
以西夏为例，在西夏国内，绢和布的价格不是很高，易于被寻常百姓家接受，但是当两国交恶，宋夏两国贸易互市关闭，这些平常的东西价格飞涨。
在这种情况下，和亲在对外政策中的积极影响就大为削减，宋王朝的君臣们看到了宋朝在互市方面的主导权，因而他们将互市纳入了对外政策的体系之内，使互市成为了对外政策的新手段。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宋朝的“守内虚外”政策导致皇室与将门通婚，已经没有多余的公主用去和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