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宗来到这个乱世，尤其是自打来到河北跟苏烈苏定方混到一起后，他才深刻感受到什么叫做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也晓得了很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在后世人们只要提起农民起义，很多人总是想到什么“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其实大谬不然。然而纵观历朝历代，所谓的“义军”，其实就是“土匪”、“流寇”的代名词，他们整日烧杀掠抢，洗劫百姓，真正能做到不扰民者廖如星辰。事实上，对民间破坏最严重的，恰恰是那些打着各种正义名号的叛匪。官军的军纪再败坏，至少会在城市内或者主将面前有所收敛；而义军则不然，他们根本就没有没有军纪，只懂得掳掠和烧杀。
在大隋，门阀世家们把持朝政，残酷剥削百姓，不惜竭泽而渔。朝廷征收的税额其实并不高，真要按此缴纳，那大隋百姓应该家家都富得流油才对。其实百姓的主要负担还是因地方官员和胥吏们搜刮所导致，朝廷的税额在经过一层层官员之后，加到百姓头上时往往翻了数倍。三次征伐高句丽给大隋的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徭役和赋税激增，直到把无数人家逼到卖儿卖女都活不下去的地步，于是这些原本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只好揭竿而起，成为匪盗。
土匪们造反的理由固然值得同情，但他们起义之后的种种丑恶行径却又狠毒残暴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大多数经历了苦难和压迫的人非但不会因此而对其他人产生同情心，反而会有一种看到别人遭遇更惨才能得到发泄的报复心态，他们要成为新的压迫者，好把自己受的苦、挨的气，都在更老实、更弱小的人身上补回来，于是这些受尽欺凌的弱者提起刀后，又去更冷酷地去迫害那些比自己更加软弱的人。
义军领袖大都有着装模作样的出众天赋，他们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四处烧杀掠抢，淫辱妇人，嘴上虽然说得一个比一个好听，俨然将自己塑造成除暴安良的英雄，可实际上却成为了最大的“暴”，不过是带着一伙曾经无辜的人，去抢劫杀戮那些更无辜的人。他们只会破坏，从不会建设，只能把良田变成荒野，把村寨变为废墟
君不见天下义军最大头目李密不就提出了许多蛊惑人心的主张，可是这个家伙不过是个只会空口说谎许诺的大骗子，但在众多愚昧的百姓心中，他所描述的画饼却是许多人挣扎着活下去的唯一希望。有些人其实也并非真地那么好骗，但别无出路的他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抓住这个飘渺的希望。张金称、李子通、朱璨、魏刀儿等义军首脑也都冠冕堂皇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国主张，号称要与天下人“有衣同穿，有饭同吃”，但他们抢劫时每有所得，却总是先藏进自己的秘密山洞。这些打着“替天行道”旗号的人捞到好处后，往往都先将其归于自己。以至于官军在战后甄别俘虏的身份时，总是挑铠甲好的向外拉，基本上十拿九稳会是大头目。
当然，在这些被迫造反的喽啰中，也有一些有着济世梦想的好人，他们深受苛税之苦，于是就希望建起一个没有贪官污吏盘剥，没有无法承受的赋税、徭役的桃花源。比如苏烈苏定方就是这样的人，原本历史上的他最后不也为了保卫自己的新家园，走上了与大隋决裂的道路，他们与前来围剿的官军浴血奋战，更在大当家的带领下，不畏生死地攻破一座座城池，杀掉里面的每一个官员和胥吏。然而这些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上位者手中的工具，或者死于某场莫名其妙的纷争。数年之后，幸存的人回首望去，却发现自己除了破坏和制造新的灾难之外，竟然一事无成。
而在封侯拜相的巨大利益面前，连方外之人也不能免俗。和尚、道士、方士这些化外之人中，不乏利欲熏心之辈，在世道混乱时，这些人总会到处寻找搬弄是非的机会。从魏晋以来，无论从西域传入的佛门还是土生于中原的道家，无不在乱世中积极寻找强者。因为只有与强者站在一处，其学说才能在太平年代受到官府的全力支持，整个门派日后才有机会发扬光大。就像把李密吹成代隋英主的李玄英、还有因受了金银而骗得翟让将瓦岗寨大当家位置拱手相让的贾雄都属此类。这些人有些是为了成名，有些是为了求财，有些是为了将来能做官，目的并不一样，但却都属于拿天下人的性命当作赌注，好为自己的荣华富贵做铺垫的机会。
由于流寇们不懂得如何练兵，武器铠甲也严重缺乏，麾下士卒的战斗力都比较孱弱，于是便希望麾下兵马越多越好，以便靠人数来取胜。为了养更多的兵，他们必须不断去抢掠，而被抢的人没了吃食，也只好去当流寇，于是义军盗匪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大部分时候，义军抢掠百姓不仅仅是为了得到物资和财富，更是一种招兵的策略。这些揭竿而起的英雄豪杰们大肆洗劫村落，抢走百姓家中最后的家当和粮食，进而逼着他们中的强壮者不得不加入义军，好让他们转化为自己麾下的喽罗，有些甚至直接强行协裹良民入伙，然后带着他们去祸害另一个村落，好让他们及时签下投名状。很多义军在攻城夺县时，常常强迫百姓充当炮灰，用刀逼迫其冲在最前，以消耗守军的精力和守城物资，成功后就冲入城中，烧杀一空，不成功则撤围而走，这样匪首身边亲信的精锐喽啰不会受到折损，反倒是被裹挟的百姓中的青壮如果能在惨烈的攻城战中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