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往家走。
青心问：“哥哥，脚鱼有六斤重吗？”青心一直参与卖鱼，有了些基本常识。
“应该有，还有超的，幸亏虾笼口子大，不然，大的就进不去。嗯，这里面进鱼了，在跳呢。”随心回答。
“那你快走呀！鱼要死了。”青心急忙催道。
看着随心疾步而去，青心甜笑着告诉蓝萍：“姐姐，脚鱼最赚钱，两块两毛一斤；鱼卖六角钱一斤；虾子卖一块钱一斤；鱼头卖五角钱一斤，螃蟹自己吃，不卖，卖的话，不知道哥哥卖多少钱一斤。姐姐，明早我俩收钱了，六点钟要起床的，好想多睡一会啊，可想到要给哥哥帮忙，就只好起床了。哦，姐姐，我们每天在饭店吃早饭，豆腐脑可好吃了，是哥哥建议饭店卖的。呵欠！姐姐，我想睡了，我这几天晚睡早起睡得太少了。”
青心自己一人象打机关枪似的“啪啪”连珠说过不停，恨不得把想到的都告诉姐姐蓝萍，身体却告诉她：你疲倦了，得休息了。
青心的可爱样逗得蓝萍娇笑，杨扬也好笑不已。
说着话，进了后院，见洗好澡的陈卧东在打着手电筒，为随心照明，随心尽管不需要，也必须接受父亲的关心，除非说明自己已经视夜如昼。
“姐，青心，虾笼进了两条两斤多的草鱼，十几只虾，看，脚鱼还在里面。”随心边说边把甲鱼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就放进甲鱼池子里。
“哥哥，五只脚鱼就是三十斤，六十六块钱，我怎么觉得这钱这么好挣呢！”青心顺口一算，发出了感慨。
“乱说！”杨扬批评女儿道，“这么多年了，这些鱼啊虾的，脚鱼什么的一直都在河里，塘湾这么多人就为什么挣不到这个钱？河里打鱼的人也不少，就为什么挣不到这个钱？你说这钱这么好挣吗？钱不能乱花。”杨扬可不想让女儿养成大手大脚花钱的习惯。
青心被妈**评得“呵呵”笑，拉着姐姐笑道：“妈妈，我又不是讲自己，是说的哥哥啊，你看他一会儿就赚了一个月的工资。哼！塘湾这么多人都比不上哥哥！再说，妈妈，我不花钱，你给我买。”
这后一句话让陈卧东和随心听得“哈哈”大笑，聪明！我自己的钱不花，花妈妈你的。
杨扬看蓝萍听得莫名其妙，就给她解释：“这几天，随心上街卖鱼后，已经给了她几十块奖金，你刚才听了，这小财迷自己的钱不花，仍要我帮她买东西。”
蓝萍明白了原委，也“咯咯”娇笑起来，一时大家笑意盈盈。
随心想，先给大家心里打个底，也让心爱的姑娘心中有数，说道：“这个挣钱办法是最原始的，是没办法的办法，现在想借钱也借不了多少，明年我考到江南大学后，要做些事情，挣比这多千万倍的钱，让你们随意花。现在挣钱是为挣老本，做准备工作。现在限制有点多，‘七上八下’的争论，爸爸你在报纸上看得清楚吧，七八个人哪里够。”
陈卧东当然清楚‘七上八下’的争论，起因是1979年，海北省低平县农民程智熊承包了8亩鱼塘，效益可观。次年，尝到甜头的程智熊扩大规模，跨越两个大队，承包了141亩鱼塘。规模扩大后，夫妻两人忙不过来，于是雇请固定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至81年，程智熊承包的鱼塘规模继续扩大，面积达497亩，雇请的固定工增加到5人，临时工1000个工日。
程智熊这种请雇工的举动，在上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对于刚刚走出“运动”不久的人来说，却极大地触动了社会敏感的神经--在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允许以往被视为带有剥削意味的“雇工”存在？
而在此前，国家已明确规定了“不准雇工”。
于是在百姓报上展开讨论，讨论历时三个月。
这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成果，是经济学家凌力子从经典著作《资本论》的一个算例中，推算出一个结论：“8个人以下就叫做请帮手，8个人以上就叫雇工，8人以下不算剥削。”
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划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马克思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为资本家。这就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标准。
程智熊恰恰没有越过这条界线，其实，这“七上八下”就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为他找的依据，以免破坏改革的势头。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由此，国家当时就出台文件，规定家庭专业户，个体经营户，雇工不能超过8个，超过八个就要限制，尤其是党员干部不能超过8个雇工。
陈卧东没想到儿子想当资本家。
对儿子将来具体做什么工作、在什么部门单位上班，陈卧东没任何苛求，反正儿子考上大家就是国家的人，国家培养他，分配工作给他做，他自己就得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当上单位负责人，位置越高越好，因为这样就越能光宗耀祖！陈卧东没家族豪门观念，也不知道什么“官倒”“走私”“以权谋私”等等，这些事情，现在只在大众不知的情况下暗地里发生着，陈卧东这些基层干部，还难以感觉到社会在发生巨变，想的只是浅显的光宗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