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己军：潘诚野心勃勃，屯守广宁，展极快，旬月间，扩军万余，虽为盟友，事事掣肘，久留则成大患，必先杀之。潘诚意在辽东，而沙刘二名为政敌，志不在此，抓其弱点，却可用之。邓舍小儿，给他些许甜头，他又孤身虎穴，谅来不敢违令。
也许，事事不会尽如人意，其中也许出现变局。可，欲大事岂可惜身？问鼎天下，又有谁，有十全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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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半皆是求活不能的流民。
元末，除了*，阶级矛盾也十分突出。
大官僚、大寺院、大地主等掌握着绝大多数的土地。兹举三例：其一，至正四年，赐脱脱松江田，为立松江等处稻田提领所，可见赐予规模之大。其二，大承天护圣寺，仅十余年内，得元文宗、元顺帝三次赐田，累计三十二万四千四百九十余顷。其三，至正十年，苏州一带的豪门，一家每年收租米有达到数百万斛至多的。
这些田地，表面上说是“闲田”，实则多为强占的民田。原有的田主，有的成为佃户，而当时租额极高，以浙江东阳为例，农民将田中所得二分之一交给地主外，地主还要按亩征丝，“民颇苦之”。
佃户中，有租种官田的，泰定文宗之际，福建一带的职田租额，每亩高达三石至多。当时的亩产量，北方“夏秋入止一石”，夏天收麦一石，秋季收粟一石，即两石；南方产量稍微高点，“为田一亩，岁可得米二石”，这“二石”是宋制，——南斗，合元量为将近三石。也就是说，辛苦一年，一亩地的收获，还不够缴纳租额。卖儿鬻女的现象层出不穷，很多的佃户为之破产。
可很多虽然已经破产、失去了土地，“田入他户”，但仍需照样纳税，没法之下，只好“逃之四方”。
侥幸没有成为佃户，也没沦为流民，仍保有土地的自耕农，却因地主豪富为逃避该本身负担的力役，而将之转嫁到自耕农的身上，使得他们本来就沉重的力役负担更加沉重，造成“闾左之民”，“破产无算”。
连有些中小地主，都已经破产，出于没落的境地。沉重的阶级压迫之下，百姓求活不能，无不揭竿而起。刘福通颍上倡，传檄天下，中间有八个字：“穷极江南，富夸塞北”，正是以此做为造反的一个号召。
2，月子弯弯照九州。
南宋吴中流行民歌对山歌，前两句为通用格式。“吴中舟师之歌，更阑月夜，操舟荡桨，抑遏其声而歌之，声甚凄怨。”
3，东牟山。
“唐高宗平高丽，勃海大氏以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唐史》：山东直营州二千里，武后时，*筑城于此居之。其国界南至新罗，以泥河为界，东穷海西契丹。’盖即此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