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之地本就是多灾多难的场所，先后历经大旱，叛乱，又是朝廷财政方面不太倾斜的地方，所以自是盗贼遍地，匪患不绝。
这些人都是把脑袋系在裤腰袋上过日子的，自是有什么抢什么，来什么占什么，也不管你什么路数，他们都要拼一拼，搏一搏，在虎口夺一碗饭吃。
所以从某种意来说，他们也算是山东的抗金的主力了，而且比之官军来讲还要活跃许多。
但自从本地的第一大贼榆园军被多铎剿灭以后，这些力量便顿时消然了。
榆园之败，榆园的农民军被杀者超过十万，其中首领梁敏被活捉，五马分尸而死。
但榆园的星星火种却是没有灭绝，军师张魁阳带着百来人逃了出来，自西奔去，投了砀山附近贼王大六首陈仁中，对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服他在此民族危难之际，投降明朝廷，共同抗击后金女真人。
陈仁中被说动，向当地官员请降。
但农民军有反复无常的先例，便不敢枉加决定，便上报给了身在济南的山东巡抚朱大典。
朱大典也是不敢擅自决定什么，于是又上奏给了明朝廷。
奏报到了崇祯那儿，他也是拿不定主意，看看内阁的票拟，却是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让他一阵生气。
这也怪不得他们，毕竟最近陈渊就因为涉及到农民军投降的问题，差一点就步了袁崇焕的后尘，所以在皇帝没有下决定之前，他们也是不会表态的。
但他们想打马虎眼，崇祯却是不想跟他们磨洋工了。
“看来这届内阁又得换换了!”崇祯这么想着，便想到陈渊一直在此问题上有所研究，又洽负责对入侵后金的事宜，便找来他到平台问问意见。
等陈渊到了平台之后，崇祯把情况一说明，他却是没有半点犹豫的神态，力挺朝廷收复了这群农民军。
崇祯笑了笑，道：“陈爱卿对待匪军的态度之前好像不是这样把，在车厢峡那次大战中，朕记得记得你反复提醒朕要警惕匪军的诈降企图，怎么态度转变得如此之大。”
陈渊一礼，执板回：“陛下，臣看问题一向是分情况的，像车厢峡那次，其中匪军本就有诈降的先例，然后便是他们是在我军逼迫之下才想着投降的，其真诚之心完全未可知。
但山东的义军却是不同，一来他们与西北贼军本就不是同一系的，没有诈降的先例，二来他们是受到外来的蛮夷欺辱，才激发了皈依朝廷的想法，臣完全相信他们的赤子之心。
当今国家之危难，我等亦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一齐消灭掉大明国之危害。”
听了陈渊的一番话，崇祯顿时感慨良多，口中还念念道：“‘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把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嗯，此理甚明。”
陈渊的内心暗笑：“这道理能不明吗？这可是领先你们好几百年的社会主义政治论啊，也幸亏自己恢复了记忆，能扯两句把你给唬住了。”
那边，崇祯已是有了主意，说到：“那就准了这道奏折吧！”
陈渊又上前补充说：“陛下不应只准了这片奏折，还应下达旨意，让山东各地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有条件的自招团练自保，无条件的就加入各官府军队，凡有义军赤民来投，都要应允，登册授官。”
陈渊知道这是一个将国内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的好机会，一来可以打击对抗后金军团，至少让他们在中原之地驰骋不再那么随性所欲，为所欲为，二来招安了这些造反了起义军也加强了明廷的内部统治，简直是一举两得之计。
随后，山东地方星星之火瞬间点燃，各地团练义军不断兴起，甚至以前明确反明立场的人也开始打着保明抗鞑的名号来。
他们力量虽小，但团结起来却是拥有一股可怕的实力。
正是由于他们的个体的弱小，所以才促使他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相互配合着不断打击后金军的后勤线，促使金军不得不分出很大的一部分力量去保护后勤线，让金军的行军速慢了下来，而且活动范围也缩小了一圈。
义军们不仅仅只有小动作而已，在榆园第一大军师张魁阳的帮助下，大六首张仁中不断吸取周围义军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十一月时，他的军队已达到数万人之众，于是便想着搞一下金军。
在张魁阳的策划下，他们夜袭了金军的一处放马点，杀敌数百，夺得战马一千多匹，转而迅速又逃回了砀山，逃避打击。
这次行动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山东，多铎听闻此消息更是气急败坏，他最近正因为陈渊的“人民战争”，“麻雀战争”，“游击战争”搞的也不能眠，身心俱疲，此时听到有人对金军的临时放马点动了手，还损失如此惨重，便亲自带着大军前去“讨要说法”，但面对叠銮的大山，终还是无奈的放弃了。
朝廷也因为此事封赏了张仁中指挥使之职，这是朝廷对义军的首张嘉奖令，无疑将大大调动山东义军的抗金积极性。
山东的抗金风云不仅是阻碍了多铎的镶白旗的军事行动，也影响到了向西攻伐登州的正白旗的多尔衮，本来他是几乎这月就要捣毁登莱二州的，但一路之上不断有义军袭扰，他们的行军速度大减，到现在连莱州都没到。
多尔衮也是个爆脾气，凡事惹到他的人，不给连根拔出是觉不罢休，所以一直在山东青州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