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叔，我交给你的土豆、地瓜、辣椒、玉米、烟草、棉花、苜蓿培植的怎么样了？
土豆可是我花了大价钱，从上林苑里买来的，它可是我们以后重要的粮食作物。
棉花关系到我们的纺织业，苜蓿关系到我们的战马和畜牧业问题，我希望明年能把这些作物推广开来。”
“放心吧公子，明年一定可以推广开来。”刘学慧信心满满的说道。
陈远点了点头，土豆为什么在明朝没有推广开来？后世的说法不一。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一个国家，对于外来物种，都保持着天然的警惕性。
更不要说，关系到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粮食作物了，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试种试吃，国家是不会把它推广开来的。
最开始马铃薯是在上林苑试种。
上林苑是专司蔬菜种植的“菜户”，在筛选、培育马铃薯上有一定技术优势。
但它主要的职责是服务于宫廷的机构，既然是试种，就不会大面积栽种马铃薯，更不可能将薯种和种植技艺传入民间。
马铃薯原产于南美洲，最早由印第安人驯化并食用，与另一原产作物玉米合称为“并蒂开放的印第安古文明之花”。
话虽如此，但相较于口感香甜、卖相讨喜的玉米而言，马铃薯平淡无味、外形欠佳。
是以其传播及推广之路重重受阻，甚至一度在欧洲被打上“有毒”的标签。
1565年，马铃薯传到爱尔兰。
不久，爱尔兰反英起义爆发，传统农作物受损严重，惟有马铃薯因深埋地底而安然度过了战火，并以救灾粮食的身份一跃登上爱尔兰人的餐桌。
此后，马铃薯的食用价值渐渐为大众所认可，其作为主食逐步扩散到印度、爪哇等地，最终传入中国与日本。
关于中国引进马铃薯的确切时间，今已无从考证。
较早有关马铃薯的记载出现在明朝末年，如《长安客话》记载:“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
该书作者蒋一葵为万历朝进士，《长安客话》是其在京任职期间，走访北京古迹、形胜与奇事等撰成，因而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无独有偶，万历朝另一文人徐渭亦有五律诗《土豆》一首:“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花落子，蜀国叶蹲鸱。配茗人犹未，随羞箸似知。娇颦非不赏，憔悴浣纱时。”
徐渭一生辗转南北，见闻广博，却为区区土豆作咏，将其视作上等美食，足以说明马铃薯在万历年间仍属于难得一见的稀罕之物。
此外，农学大师徐光启对马铃薯也青睐有加。
如《农政全书》中就有一段与土豆相关的详尽描述:“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蔓生叶如豆，根圆如鸡卵，肉白皮黄，可灰汁煮食，亦可蒸食。又煮芋汁，洗腻衣，洁白如玉。”
从根蔓形状、外观颜色到烹食方法，与现代马铃薯近乎无异，可知徐光启当日所见所食之“土芋”的确是如今的土豆。
万历以后，马铃薯逐渐跻身宫廷美食的行列。
明代晚期刘若愚所写的《酌中志》记载，一般在正月十六之后，宫中灯市最为繁盛热闹，天下珍馐百味云集于此。
其中便有“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
在上百种珍味里，马铃薯从口感到卖相均平淡无奇，却能稳居京都特产之位，必然有其独特性。
事实上，对于食遍天下、口味刁钻的皇族贵胄来说，马铃薯最吸引人之处便是其来自异域而已，以马铃薯入宴，不过是吃个新鲜。
如上所述，马铃薯在万历之前时便漂洋过海，传入中土了。
以上出自《明末马铃薯传入中国当时仅达官显贵可享用》晚宴过后，陈远宏把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开始商量起了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和方向。
大家激烈的讨论起了山区的重大建设项目、生产分布和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等作出规划，为山区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
根据陈远宏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教育、道路、工商业、农业、军队建设这五个大项目为中心。
由194个中小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农、工、商建设，建立山区的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工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私人工商业资本，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集体资本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础。
随后，陈远宏进行了总结式的发言。
“在“一五”计划时期，从，我大同党要建立起5万人的学生干部群体。
建立起2万人的近代化职业军队和指挥体系，山区贫困百姓集体搬迁，有计划的安置10万流民。
在自己的地盘内，每人至少有20亩以上的可耕地，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各类人才至少要培养1万人以上。
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一个基本的大同主义生产关系确定。
在我们的所有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624年的3.1上升到。
建成了一大批矿山、水泥、玻璃，纺织业、瓷器、茶叶、糖、食盐、小五金产品、钢铁，造船，机械制造和重要水利灌溉设施。
五年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00万两白银，新增固定资产1000万两白银。
相当于到1629年底，我们的固定资产总值要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