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意义上的“党人”，乃是东汉王朝中后期那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之人士的统称。
党人大多为士人出身，但并非天下所有士人都是党人。
因为能称为党人的，要么是官僚一员的“清流”，或在野名士、或太学生、地方名士之中的“清流”。
“清”是党人的特征之一，“反抗外戚、宦官专权”是党人的特征之二。
历史上的党人不是他们自称，而是民间百姓给他们起的外号。
所以，不“清”者，是无法称为党人的。
根据这个定义，刘曜必是党人无疑。
他是太学生出身，目前又担任朝廷郡尉，其名望在益州郡之盛，若为第二，无人敢称第一。
至于所谓的“党人集团”，实际上是一种松散的政治联盟。
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松散联盟，靠党人之间的相似政治态度和道德准则在维系着。
凭借这种关系，党人相互结交，彼此欣赏。
若有人成为当权者，那便会举荐同道好友上任，或在危急时相互声援、互相扶持。
党人之中的清流官员，一般有儒学生出身，大都来源于强宗世宦，主要代表的是豪族利益。
党人之中的在野名士，他们或是对腐朽的黑暗政局感到失望而蛰伏不出，或是关注时政而参与政治活动，为当权清流呐喊声援。
“清流”反对“浊流”的有力武器之一就是互相褒重、激扬名声、品核公卿、贬议朝政的“清议”，而太学生正是清议最活跃最激进的推进者！
太学生是党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居住于帝都洛阳，又无官职政务傍身，所以他们有共同利益、情感纽带和交往便利的条件。
因此，他们非常关注时政，特别活跃，多以集体形式行动，与清流官员或名士紧密联合。
刘曜本就是太学生出身，对此的感受很深。
他在洛阳读书的时候，就参与过学生集会，也经常以集体形式受邀到某个清流官员家中议论时政。
刘曜记得历史上，党人为了反对宦官与外戚专权败坏朝纲，缓解社会上广大百姓与统治者之间矛盾，通过各种形式，向朝廷发出了自己声音。
两次党锢之祸，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宦官与外戚的专权坏政，广大老百姓也深受其苦。
因此，在党人向专权坏政者发起挑战时，民间百姓是支持的。
当党人遭受迫害时，民间百姓又是同情的。
历史上，张俭逃亡过程中，很多人为了保扩他而全家被害。
《后汉书·张俭传》：“俭得亡命，困迫遁走，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
这就是成语典故“望门投止”的出处。
或许历史记载有些夸张，但据此可知，当时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是真实的。
像历史上的党人陈番、窦武、李膺等忧国忧民者，虽然在党锢之祸时被宦官残害，但他们“杀身求仁”的气节却一直被后世推崇。
刘曜没记错的话，后世史学家们在谈起“第二次党锢之祸”的时候，基本认为是这次事件残害了东汉王朝大量精英人士的生命，加速了东汉朝廷的覆灭。
《后汉书》评价党人：“赞曰：渭以泾浊，玉以砾贞。物性既区，嗜恶从形。兰莸无并，销长相倾。徒恨芳膏，煎灼灯明。”
一个“赞”字足以说明一切！
刘曜也认同这个观点，毕竟东汉后期党人的力量和作用还是很大的。
不过，经过洛阳两年的读书生涯，刘曜发现了隐藏在历史纪录之外的东西！
第一，党人内部也有许多派系，各派系间存在着相互压榨、攻击的情况。
第二，个别党人的品质是有问题的！
刘曜就记得与他同期的太学生之中，就有几个表面抗议宦官专权，背地里却与宦官亲属眉来眼去搞小动作的家伙。
换句话说，党人之中有些人反抗宦官、外戚专权，并非都是为了百姓利益，而是带有部分私心的！
第三，党人之中，有不少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里有人叫嚣着要把所有宦官都杀掉，也有人叫嚣着让士人参政议政，还有人更夸张，希望所有士人家庭不用交税！
刘曜认为这些嚷嚷着必须杀光所有宦官的人，有可能是“性别”歧视主义者。
不然的话，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当今宦官数量十分庞大，且手中权力来源于皇帝。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干掉所有的宦官，皇帝第一个就要干掉你！
而以非中枢官员身份参政议政什么的，等于抢夺皇权，皇帝更不可能答应！
至于士人家庭不用交税，当皇帝是白痴？
正因为刘曜对党人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在见到张俭、岑晊、王章等十三名士人后，他表现出了热烈的欢迎，并没有展露出一丝半点的“跪舔”姿态。
随后三天，刘曜带着众人游览了滇池县的中学、医馆、农场、镖局等地方。
造纸坊（厂）、印刷厂、火器局等涉及机密的地方，刘曜是不可能带他们去看的。
至于住处，众人自然是留宿在百姓集团客栈之中，晚上县城中热闹的街景也让他们感觉到吃惊。
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刘曜领着他们到了南城门外的郡尉府（庄主府）。
众人分主宾落座，各有侍从上茶。
待相互之间一阵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