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曜安排好了蔡邕与王允之后，对钟繇与田丰也进行了召见。
他对于钟繇的重视，就像曹操、袁绍一样，是作为台相来培养的。
所以简单与其聊了几句之后，便任命其为豫章郡治下的一个代理县令，让他去配合王允推行授田政策。
而田丰的话，刘曜是让其进入了军方系统，成为一名营一级的代理长史。
以上蔡邕是直接兼任国史侍郎，是正职。
王允就任的豫章郡郡守也是正职，钟繇的县令和田丰的长史都是代理。
刘曜之所以如此安排，并非是轻视寒门出身的田丰，或者对钟繇有偏见。
而是他必须坚守一直以来自己定下的规矩，所有原先是白身，或者没有担任过同级别官职的人，一上来只能从副职开始干，任期内政绩良好，方可转为正职，否则只能说拜拜。
钟繇与田丰虽是代理县令、代理长史，但他们上面却没有正职县令与长史。
其实等于是有代理的名，却掌握着正职的实权。
去年刘曜举兵，委任众将领，也皆是副职。
等他称王之后，原先众人的副职大都转为正职，而且是官方承认带有合法性的职务！
刘曜举兵之初，只是打着义旗，属于地方势力，没有正统的合法性。
等他与刘宠、刘虞签订停战协议之后，三人之间互相承认对方的王爵，便等于三人的王国皆是有合法性的王国。
后来他用创立帝国时报，将停战协议传遍天下，便是由此告诉天下人，三个王国朝廷是合法的。
蔡邕、王允等人的官职任命，可不是凭刘曜一句话就完事，还需要走一个任命的流程。
两汉时期，皇帝下的命令叫“制诏”，并不叫圣旨，也没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话。
制诏属于正式的命令，属于制度、规矩、规定、要求。
当时诸侯王与官府发布的命令，都称为“令”。
至于“谕”，则是相当于“告诉”的意思，比如晓谕群臣，就是告诉群臣的意思。
东汉文献《独断》记载：“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
当然了，两汉皇帝的命令，细分下来的话，其实共有四种。
一是策书，一般用于封授诸侯王、三公
二是戒书，也叫戒敕，通常用于告诫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
以上两者，皆用于特定场合。
三是制书，四是诏书。
制书一般以“制诏某官”起首，后面紧跟皇帝的命令之辞。
而且，制书还分为两类。
一类是面向全国发布的，另一类是下达给特定的官僚机构。
面向全国发布的制书，一般以“制诏御史”或“制诏丞相御史”为起首，其功能是立法、布政、宣布高官贵族的任免和封除。
至于下达给特定官僚机构的制书，则通常以“制诏某具体命令的职官”为起首。
诏书主要由臣民章奏、“制曰”、皇帝批复这三者复合构成。
相较于诏书，制书更能体现皇帝“令由君出”、“言出法随”的威严，所以两汉皇帝更喜欢用制书。
制、诏广泛应用与日常行政之中，所以皇帝的命令通常叫“制诏”便是出自这个原因。
刘曜不是皇帝，他下的命令还不能叫“制诏”，冠冕堂皇一点最多叫“王之诏令”或“王之命令”，按照两汉的礼制应该叫“令”。
称王之后，他虽然颁布过不少“王之诏令”，但每一个王令都是经过一套标准的程序之后，才能下发的。
首先，挂在光禄寺框架下的通政署少卿，需要依照刘曜的意思，起草一份文书。
若是发布诏令、册封之类，则加盖楚王行玺。
若是征召大臣、调兵遣将，则加盖楚王信玺。
若是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则加盖楚王宝玺。这一条其实是天子行玺的功能，刘曜还不是天子，只好刻一个楚王宝玺。
通政少卿起草好文书，刘曜盖好王玺之后，下一步是由通政少卿安排通政使，将此文书送去相台。
相台轮值的台相需要检查此文书之中是否有错字或漏洞，若有需要立即上报刘曜，若没有则加盖“相台首相印”，然后将此文书交还给通政使。
接下来，通政使需要拿着此文书，去找御史台。
御史台轮值的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御史丞必须检查此文书之内容，是否与制定的法律有冲突，若有需要立即上报刘曜，若没有则加盖“公法天下印”。
到了这一步，加盖了楚王印玺、相台首相印、公法天下印的文书，才能变成具有法律效益的王令！
然后，通政使需要将此王令转交给专门负责颁布王令的礼部礼官，礼官收到王令后，还要抄录一份留作存档。
若是王令内容明确说了需要立即执行，那礼官就必须去找相关部门或涉及到的人，直接宣读王令，执行王令。
若是王令行文之中写有日期，通常情况下是下一次朝议或大朝会的日期，那么该礼官就需要将王令收好，在下一个朝议之时，按照刘曜的示意进行宣读。
这种加盖了三个印章的王令，由于非常正式和隆重，故而刘曜下面的官员口语习惯称之为“大王诏书”。
“大王诏书”目前并不常见，从刘曜称王到现在，也就颁布那么十几份而已，都是非常大的政策。
例如生产队与合作社、编户齐民授田、太学分院建立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