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时移则势异，势异则情变，情变则法不同。
环境不同，时代不同，制度也自然要变！
“后世的一位哲人曾经说过‘只有最适应当前生产力和人文社会的制度，才是好制度，生产力一旦有阶段性突破，那么制度不管过去多成功，都应该立刻变革。’这句话，应该是完全正确的！对，就应该是这个道理！”
这位哲人不仅说过上面这句话，他还说过：“只有能跟上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任何想走捷径，通过抄袭照搬所谓‘先进制度’，复制他国成功经验的做法，后果多半悲剧。”
“或许制度与这面黑板一样，也有正反两面？若是用的好，那就是正面，若是用的不好，自然成了反面？看来，制度的好坏对错，还要看使用者如何去用、如何去变！”
下定决心后，刘曜整个人的精神为之一振！
因为他接下来计划执行的朝廷官制，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或许有与之类似的制度，但仍然有着极大的区别。
他打算对君权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同时也限制臣权！
刘曜比任何人都清楚，在只限制君权，不同时对臣权进行限制的话，那仅仅是权力的暂时转移！
已经覆灭的皇帝刘宏，他的真正权力有多大？可以说是不如一个地方县令！
他的皇帝权力哪里去了？其实是转移到了张让、曹节等中常侍手中！
所以，真正需要限制的，乃是官僚阶层的权力，而限制官僚阶层的权力，是需要通过对其权力实现途径进行限制实现的！
比如，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并设立渎职罪，以问责制的方式，成立专门的机构来限制臣权。
假设张让、曹节等中常侍的权力被法律明文规定，且有专门机构按照法律监督他们的话，哪怕他们得皇帝宠信，也难以逃脱这个专门机构的调查和盘问。
一旦有这样的机构存在，便降低了臣子专权、擅权的可能性，虽不能百分百遏制，但至少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会降低。
“朱大鸿？”
刘曜高声朝门外喊了一声。
“臣在！”朱大鸿应声而入，躬身恭声道。
刘曜道：“传本王口谕，命众臣工于一个时辰后{巳时}，在建章宫前殿议事！”
同一时间，长安城内，在杨赐新的府邸之中，郭禧、李咸、陈耽、蔡邕等人正在议事。
他们这些世家大族与士人的代表，聚在一起，议论的不外乎是时局政事。
此次，众人讨论的是《三王停战协议》。
若没有这个停战协议，恐怕杨赐、李咸等年老之辈会死在洛阳的牢狱之中，刘宠不可能释放他们。
可当真正目睹了公布于天下的停战协议之内容后，以杨赐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之领袖，赫然发现，这个协议的本质，其是一个局！
一个由刘曜发起，说服陈王、鲁王之后，以三王的名义共同针对“大地主”设的局！
富裕百姓的增长率、士人的增长率、人口的增长率这三者，统计任何一个都需一个绕不开的前提条件，那就是编户齐民！
若不知道治下有多少百姓、多少士人、多少人口，如何统计增长率？
怎么才能知道这三者的数量？
很好办！
编户齐民！
何谓“编户齐民”？
即被朝廷正式编入户藉的自耕农、佣工、雇农等，称为编户齐民。
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编入户籍的老百姓，可以享有朝廷对地方建设的福利，但必须承担朝廷的赋税徭役，即田赋和人头税，徭役和兵役。
没有严密的户籍制度，怎么保证赋役制度的实行？
凡朝廷控制的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目一一载入户籍，被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百姓，称为“编户齐民”，也叫编户民。
编户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资产多少承担国家的赋税和徭役、兵役。
大地主为了少缴赋税，在地方政府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隐瞒自己田庄之中的佣工、雇农，来达到少缴税，甚至不交税的目的。
只有搞清楚治下究竟有多少编户民，才能统计出真实的人口数据！
执行编户齐民制度会触碰到大地主的利益，故而杨赐等人才会认为停战协议乃是针对大地主布的局。
大地主不一定是世家大族，也可能是地方豪强，但世家大族一定是坐拥千亩乃至万亩耕地的大地主！
“倘若不配合的话，那三年之后就难以统计到真实的数据，届时楚王想要胜出，怕是不易。”
杨赐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他必须率先表态。
“而且，之前楚王率领楚军{百姓军}一路北上，接纳了许多地方势力，对于各个地方势力的处置，诸公应该有所耳闻罢？”
杨赐说的是刘曜对地方势力的处置办法。
对于那些选择归顺的地方势力，刘曜会以归附有功为由，根据此地方势力的实力、表现，再加上在当地的口碑，进行综合评判，最后授予不同级别的军功。
地方势力便可以楚王敕封的军功爵位，摇身一变，成为楚王麾下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虽然地方势力掌握的土地要卖给楚王，但在其选择归顺获得军功爵后，仍会得到不少土地的赏赐。
目前最高的赏赐是第六等军功，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