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明风云录
第五卷卧薪尝胆
第三章社稷动荡时局乱
第十节红丸疑云（下）
在韩火广离开之后，方从哲独自一个人在体仁阁里又坐了很久，脑海里不停的冒出许多想法来，将自己的心绪弄得十分杂乱，久久不能平静。
在勉强平复了一下心绪之后，方从哲便开始认真思考正事了。对于自己带领李可灼进献仙丹一事，方从哲已经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弹劾自己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那些御史言官还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毕竟按照那些御史言官的脾气秉性，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样一个将自己扳倒的大好机会的。
想到这里，方从哲顿时就感到了一阵恶寒，那些御史言官可都是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家伙啊，无风都能起三尺浪的角色，看来明日这一关可是不好过啊。
方从哲皱着眉头不停地思考着对策，想了好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划过了方从哲的脑海：按照大明旧例，一旦皇帝驾崩归天，其立下的遗诏需由内阁辅代拟！方从哲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只有利用代拟遗诏的机会，在遗诏中申明服用红丸仙丹是泰昌帝自己的意思，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的身上去，这样一来自己面对即将扑面而来的弹劾、指责就能从容应对了，也许还能借着此举杀出重围，平安的渡过这次难关。
于是，方从哲连夜按照泰昌帝驾崩之前言语之中的意思，草拟了一份遗诏，并且将服用红丸仙丹一事的责任都推到了泰昌帝自己的身上。做完这一切之后，方从哲长出了一口气，又看了一遍自己起草的遗诏，确认无误之后便返回府中休息去了。
次日，果然不出方从哲所料，泰昌帝驾崩的消息公布之后，顿时就引起了整个朝廷的轩然大波，满朝文武都叫嚣着要追查泰昌帝的确切死因，仅仅两天的时间，送到内阁的相关奏折就达数百件。而在这其中，已经有不少的奏本公开指出，给泰昌帝服用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泰昌帝。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定有人指使；而李可灼滥用来历不明之药，进献给泰昌帝，最终导致泰昌帝突然驾崩，其行径之恶劣、罪行之严重，可谓是大明开国以来之最，应该当即将其刻抓捕下狱，一定要问出其背后的指使者。
方从哲见状大急不已，生怕将自己牵连其中，于是便迫不及待地征得了众阁臣的同意，马上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了李可灼一番，并诏赐其银币，丝毫没有提及方从哲、韩火广二人。这份遗诏一下，满朝文武顿时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这份遗诏是出自辅方从哲之手，无形中更是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就这样，时间在满朝文武的喧嚣之中流逝着，转眼到了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接连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折。其中孙慎行指出:”方从哲两次带领李可灼进宫献药，其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就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下了基调。
而在方从哲和众臣你来我往的争论之中，太子朱由校的登基大典如期举行，新皇年号“天启”。当年依旧是泰昌元年，次年再行改元天启元年。
在天启帝登基之后不久，方从哲便有些坐不住了，面对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方从哲心中忧虑不已，思来想去之后，便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在奏折中方从哲一面详细的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希望退隐的要求。
方从哲的这份奏折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带着几名家人十分凄凉的离开了京城，而在方从哲离开京城的时候，满朝的文武官员竟是没有一个人前来送行。
虽然方从哲因“红丸案”被迫告老还乡，但是面对泰昌帝的猝逝，朝中的大臣们依旧是群情激奋。御史郑宗周、南京太常寺少卿曹珍等一大批御史言官均指出“红丸案”与多年前的”梃击案”是出于同一”奸谋”，即有人必置泰昌帝于死地；刑部主事王之采更是直指泰昌帝之死与郑氏、宠妃李氏等阴谋夺权有关。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愈加激烈，使得关于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这些议论围绕着泰昌帝的死因展开，方从哲、韩火广、李可灼、崔文升等人皆成为众矢之的。
吏部尚书张问达、户部尚书汪应蛟、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以及众多御史言官纷纷弹劾李可灼、崔文升二人用药、进药错误之罪。其中御史王安舜认为:”先帝之脉雄壮浮大，此三焦火动，面唇紫赤，满面升火，食粥烦躁。此满腹火结，宜清不宜助明矣。红铅乃妇人经水，阴中之阳，纯火之精也，而以投于虚火燥热之疹，几何不亡逝乎!”
由于泰昌帝是服下红丸仙丹之后猝然驾崩的，而辅方从哲却在泰昌帝死去的当天，拟遗旨奖赏了进献红丸仙丹的李可灼，更是引起了一些人的怀疑，御史王安弹劾方从哲”轻荐狂医”，”又赏之以自掩”；御史郭如楚弹劾方从哲不应该赏赐进药的李可灼。正在回乡路上的方从哲听闻之后更加的心惊胆战，没过多久就忧郁成疾病倒了。
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