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精于兵法，在统一北方起到了积极作用，黄巾起义之后，东汉解体，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
从初平二年（191年）至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先后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各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北方大部地区。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历时17年，是曹魏的立国之战，并为后来西晋统一中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著作，在习诸家兵法的基础上，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可谓“学霸”级大拿。
所撰《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主张“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强调师出有名，符合道义。在战略战术上灵活多变，因事设奇、任势制胜，兵不厌诈。
在带兵方面，他治军严整，法令严明，一次在行军途中，曹操传令：不得使战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
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麦苗。可曹操的战马因受惊吓踏了麦田。他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以示处罚，足见执法认真。《通典兵典》中收录的《魏武军令》、《魏武船战令》、《魏武步战令》等，也反映了他严明的军令。
也有人说曹操的割发代首是作秀，现代人根本无法理解头发在古代的重要性。那么曹操“割发代首”是不是作秀呢？
从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曹瞒传》，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都有记载或渲染，说明确有其事，只是立场与态度，《曹瞒传》与《三国演义》不尽相同。
前者只是客观描写，后者则有明显贬抑，重在说曹操狡诈。其实如果不带偏见，很难得出这一结论。倘若不信，且让我们还原一下那段场景不妨以《三国演义》第十七回润色的为准：
建安三年夏天，曹操亲率大军，兵发宛城讨张绣。此时麦子已熟，但老百姓恐于兵乱，不敢去田里收割。曹操于是下令：
“大小将校，凡过麦田，但有践踏者，并皆斩首。”
有了最高指示，谁也不敢拿脑袋开玩笑，官军皆下马以手扶麦，小心翼翼地走过麦田。然而下令者本人却没有下马。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恰在此时，地里倏地飞起一只斑鸠，曹操的坐骑受到惊吓，窜进了麦地，踩倒了一片麦子。
曹操随即叫来行军主簿，令其按规定治自己的践麦之罪。
主簿一听，忙说：“丞相怎么能够治罪呢？”
曹操这时便讲了一番豪言壮语：“我制定的法律，我自己却违犯了，这样怎么服众？”
一边说着，一边还真的拿起佩剑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众人一看，赶快拦住。
这时谋士郭嘉道：“《春秋》上不是写着么：法不加于尊。丞相统率大军，岂可自戕？”
曹操仔细一想，才说：“既然《春秋》上说过了，那我姑且免死。”于是用剑割下一绺头发，算作自我惩罚。《三国演义》中“有诗为证”：“拔刀割发权为首，方见曹瞒诈术深。”
起初曹操在制定不准践踏麦田的军法时，有没有将自己考虑在内呢？无非两种可能：
一是连自己也计算在内了，但他相信自己绝对不会去践踏麦田；二是没将自己当成其中的一员，军法只是对着别人的。
从后来事情的发展进程看，曹操无疑是“亲自”在内的，否则他在马踏麦田之后，就装聋作哑不吱声了，何必又要抹脖子又要割头发的？
可见曹操还是一个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领导干部。然而，恰恰是制定军法的人，带头违反了军法，这一来，就有了好戏看。
曹操说话算数，坚持按原则办事，不管是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于是就让人来对他执行死刑。可是那个负责执法的主簿不干了，他说：
“丞相怎么能治罪呢？”在主簿看来，法律只是对着下边的，“刑不上大夫”嘛。
领导制定法律，是要下属来遵守的，领导只是监督、检查而已，根本不在范围之内，你让我怎么执行？你看这个马屁拍的！
此时的曹操，如果就坡下驴，见好就收，也就罢了。他偏不，还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说：“我制定的法律，我自己就应当遵守！”
说得兴起，干脆拔出佩剑，就要往脖子上抹，众人一见，赶忙夺下，这个情节，曹操入戏有点深了。
既然有人替你找到理由，你阿瞒也就不必太较真了。假如大家都不睬你，你那个剑是砍下去还是收回来？我猜这个曹操，早已将人间世故揣摩得透透的：
任何时候都不乏奉承上级、关心领导的人物，这一剑用不了靠近脖子根，保准有人前来夺剑求情。于是乎，曹丞相的这个动作就做得惟妙惟肖又栩栩如生。
在众人劝解之下，曹操取消了自杀的念头，但也不能就此罢休啊。曹操不愧为天下枭雄，来了个割发代首，既孚了众人，又罚了自己，两全其美。
注解《三国演义》的毛宗岗父子看到此处，大骂“奸雄”：好你个曹***刑你就这样给免了！
其实不然，一个最高领导者，要做到以发代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割发在古代是一种“髡刑”，因为古代人都是长发，用簪子固定，而有身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