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听到田庆大军并无动静的消息，长叹道：“庆子昔年领军出战，勇猛精进，并不畏首畏尾。如今，怎么还没有攻下赢邑？不得赢邑，便进退两难……这可真是……”
他摇摇头，哎了一声，说不出的无奈，半晌道：“勿忘在莒、勿忘在莒！昔年之勇猛决断，难道年纪一大便要畏缩了吗？”
此时尚无乐毅破齐七十二城唯余莒和即墨的故事，这勿忘在莒也就很难理解错，说的正是当年管仲规劝齐桓公，要像是当年年轻在莒为流亡公子时候那样勇猛精进有拼搏精神。
家臣这一次听得懂，他又不懂军略，但觉得既然家主这样说，那怕是没错的。
昔年家主也是项子牛的家臣，侵鲁几战由中士升为上士，封田四井，为一方鄙师之长。
项子牛争权失败后，老人便让儿子袭惩了上士之位，让儿子做了田氏的封臣，自己以示忠贞而并不做田和的封臣。
梁父本是鲁地，这里的民众并非是齐国的基本盘，因而编练封地上的农兵称之为鄙师。
上士按照周制，为一旅之长，武王伐纣的时候，上士得封田一井，这一井的封田为封地，封地上的农民是和土地绑定的，可以是奴隶也可以是农奴。
在封地之外，还要管辖大约九井的土地上的农夫，这九井土地上的农夫在战时需要提供一辆战车、三辆辎重车，以及跟随的徒卒凑为周制的一旅，上士在战时的时候就是旅长，而在平时则是地方长官。
管仲改革之后，齐国的军制发生了变化，但是集权之后便是五公子之乱，而且当时集权军制变革的地方也都是临淄附近，梁父并未实行。
梁父城外的这些封地上的民众，随着国野之别的消失，也需要从军。不但要从军，而且因为原本是鲁人的缘故，不但要从军，还要在给封主的封建义务地租之外，还要给国君缴纳什一税。
临淄附近的齐人税少而要履行军事义务、征服的鲁、宋、郑等地的人倍税必要的时候也要履行军事义务。
名义上的四井封地，实际上数量更多一些，而且在自己的封地之外的民众，也是需要向他履行封建的公田义务的。封地类似于私产，而封地之外的辖地则属于君王，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贵族的封地始终都在增加，每一次征战，贵族可以得打赏赐。
而征战的时候，本地的民众出征，更难缴纳各种丘甲赋、十二税、封建地租、高利贷等等，伴随着私有制逐渐开始出现、授田制不再那么严格，大量的私产土地也都集中到了贵族手中。
再者，贵族还有隶子弟投靠，贵族的封田不再君主的封建义务之内，封地是为了征召私兵和祭祀祖先的，封地之外的辖地，那才是需要为君主履行封建义务的。
这样一来，贵族的土地和劳动力不断增加，早已经打破了原本规定的四井封田。
其实四井的封田，也已经违礼了，上士授田只有一井，但那都是周朝开国时候的规定，如今人口财富土地都在不断增加，并无几人遵守这一规定。
躬身的家臣曾大致算了算，家主的封地、禄田、私田等等加在一起，在加上后来赏赐的，实际上拥有的实际土地大约在十二井，也就是大约一万多亩。
而在封田和私田之外的大约三十井的账面辖地内，其中的部分名义上的、辖地的庶民而非农奴需要耕种的公田也并不全部缴纳给国君。
“公事毕、乃敢致私”的这些人，并不是贵族封田内的那些农夫，而是说辖田内的农夫。
这一次嫡子随梁父大夫出征，为鄙旅之长，按照等级义务，携带了四辆车和大约三百名徒卒，同时还携带了自己封地内的私兵大约二十，那才是作战的真正主力。
谁也没想到齐墨战争的局面会发展成这样，如今墨家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破齐城，封地上的私兵已经不多，就算全部在，集结起来，又如何能够抵挡墨家的义师？
况且他终究也只是个上士，实力不济，那些上卿下卿上大夫都失败了况于上士？
如今又传出墨家要分地的传闻，愈演愈烈。
这边还好些，总算没有南济水一战的局面，大量在军中的农夫受到了“蛊惑”而归乡，毕竟军中是天然的组织，被俘也是远胜于农夫分散的组织，最容易宣传。
如今城中已经开始乱了，城外这些乡鄙之地的农夫一辈子可能也就跟随封主出征才有机会离开百里之外，墨家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扎根在各国农村，只能在各国的城市有足够的影响力，毕竟此时的城市也是以农业为主。
现在齐国的贵族们纷纷北逃，或入临淄，或越长城，并无几人还留在自己的封田内。
家臣心中担忧，前几日规劝过一次，今日墨家已经开始放出风声要分地了，他便不得不再劝一句。
于是道：“家主……墨家此番来，恐怕会有些难办。梁父城内，多数君子都已北撤，您难道不走吗？”
“宗子在军中，并无危险。您若留在这里，恐怕宗子心中担忧……”
“不若收拾车马，即刻离开。如今尚可还能走，我听闻，墨家并不严查……”
“宗子一在军中，参与了武城之屠，只怕墨家会借此而生事。”
这才是家臣最担心的地方，墨家穿的沸沸扬扬的诛不义令，早已经在齐国各地传开。
墨家表达的很明确，这不是齐国和墨家之间的仇恨，也不是齐人和费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