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说要见故旧，之前讲诉那人所知道熟悉的、威烈王时代的老墨者便是索卢参等人，于是问道“那可是要见索卢参？”
矮个那人点头道“是要见的。我本鲁人，早年在鲁国的时候，就识得他，我们两人是同年成为的墨者，当初都是外出游历遇到了禽子而求学的。”
这些都已经是陈年旧事，曾经一同求学的伙伴，在二十年前的商丘城下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现如今渐行渐远，只剩下当初的那些求学回忆。
讲诉那人听闻此事，便道“如此，那我回去后可以告诉一下。”
他也知道，有些事若是人家想说，就会告诉自己，不想说的话，便是问了也没用。
墨家的规矩虽多，却也没有多到说连私人身份故旧朋友都不能相谈的地步。
只不过能谈的事并不多。
他亲人多已亡故，因此才追随公子连多年，当初跟随索卢参西行之时，家中的直系亲属都已经死没了，了无牵挂。
自己的事没什么可问的，便不可避免地说到了一些宏大的事上，讲诉那人带着几分自豪地说道“两位先生今日来邯郸，所见所闻，难道不是尽眼安平富庶？我虽然还不曾去过泗上，但是想来泗上风华，还要远胜于此。”
高个那人哈哈一笑，说道“我眼中，邯郸人皆为求利，眼中只有金钱，酒肆之中谈论的是掮客之言、酒后谈论的是金银珠玉之价。人人求利，不曾见义。”
“正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女子求利，做刺绣之功竟不如倚门卖笑。世风如此，笑贫而不笑倚门市卖笑者，这风华……恐怕与当年墨子之义相差甚远吧？”
那人一听这话，也顾不得十余年前自己还要叫二人一声先生，忍不住用在途中学到的一些话语反驳道“义、利也。墨者要利天下，所以心中要有义，然而却不需要天下人人心中都有志为天下芬之义。墨者是先锋驷马，不能与民众同。”
“况且，子墨子也说，义即位利。适子也说，若行政，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人人得利，便是利天下。况且邯郸这几年以墨家之三表来衡量，民众富足、货物增加，子墨子若能看到，也必然称善，怎么可能与墨子之义相差甚远呢？”
“人人求利，只要不损害他人之利，又有什么错呢？难不成二位先生叛墨之后，竟学了儒学，以为现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礼崩乐坏了？”
涉及到一些信念上的东西，言辞也就激烈起来，一通反驳，都是这几年学习之后的理解和成果。
高个之人脸色不变，心中却暗暗吃惊，心道“这人当年不曾给我留下印象，可见当年不过中人之姿。如今这番言论，我竟不能够反驳，都听说当年商丘大聚之后，适此人重组制度、主管宣义、使上下知义，果然手段非凡。”
“若以天赋而论，眼前这人不如我多矣。然而他在墨家组织之中，所学所闻，不过十年，竟能如此……当真可怕。”
想到这，高个之人却不正面反驳，而是用了狡辩法问道“既然说求利是正确的，那么区别又在哪？”
“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这是逐利。”
“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产鱼一千石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楚地有千株橘树；齐、鲁有千亩桑麻；秦川有千亩竹子，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逐利之后，每年也能收入二十万钱。”
“可如果有四千户的封邑，封邑内的每户人每年缴纳五十钱的租税，每年也是收入二十万钱。”
“同样是追逐二十万钱，我们就不对？那些人就可以？既然说逐利，这又有什么区别？”
高个之人说完，不想刚才讲诉那人竟然笑出来，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学过这方面的内容，于是赶忙道“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墨家说，财富自劳作而得，得以增加，所以以此推论，拥有封地的世卿贵族都是蠹虫。这倒不是辱骂，只是用说知推理之术推断出来的。”
“你看，拥有封地的人，什么都没做啊，只是坐在那里，每年就能得到封邑的收入。”
“而假如说在千亩栀子、茜草、生姜之类的田产的人，他需要投入资本，雇佣劳作，自身经营，总和那些拥有封地什么都不做的蠹虫是有区别的啊。”
“这些人的经营和存在，确实让天下财富的总和增加了。”
“而那些拥有封邑的人，并没有让天下财富的总和增加，这就是区别吧。这也就是用来判断是否是利于天下的一个标准。”
他学的尚浅，只是学到了这些资产阶级的萌芽学说，或者说摧毁贵族封地合理性根基的最有煽动性的学说，便足以说出来高个之人所说的那些事的区别。
然而仅仅这些，已经足够让十余年前可以称之为先生的这两人无言以对，这个有谬误的理论足以在根基上摧毁贵族封地的合理性，并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指责那些封地贵族就是“学说意义上”的蠹虫。
话已至此，已然不再投机，这酒喝起来也就没有了味道。
高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