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铜道：“殿下明鉴。微臣一直在努力压制英国，微臣明白，要让英国这个冥顽不灵的国家屈服，唯有战争一条路可走。所以微臣一直在努力争取一个最有利的时机，跟德国结盟，正是这个时机。一旦这次我们可以跟德国结盟对抗英国和英国的盟友，将是五十年来，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势力比英国和英国的盟友力量差距最大的时候。”
李章铜说的是一个事实，中国跟英国已经打过两次战争。
第一次是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中国武力调停，跟俄国结盟，英国则跟奥斯曼帝国和普鲁士结盟。当时的形势是，俄国因为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被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奥斯曼等国联合打击的很惨，所以那一次，英国的盟友，远强于中国的盟友。最后的战争，几乎是中国独立对抗英国和奥斯曼帝国，俄国基本没起到作用，他们在北线跟普鲁士打的难解难分，只有尚未衰弱的满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打击了奥斯曼帝国。
第二次战争，就是皇太子印象深刻，并且引以为屈辱的英国联合美国、西班牙挑起的科罗拉多金矿战争，最后俄国也加入英国一方作战。这场战争，中国几乎没有盟友，最后时刻才有满清加入，但满清已经开始衰落，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最后依然是中国独抗英国和她的盟友，打了四年才分出胜负，将俄国几乎肢解。
虽然两次战争中国都赢了，但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沉重，先后付出了数十万士兵的性命。
而这一次，如果中国参战，将是第一次，中国的盟友强于英国的盟友，是最为有利的。
如果李章铜真的是这样的目的，那么倒是很符合皇太子的主张。
至于李章铜说的，之前因为局势不明朗，不敢贸然上报的理由，皇太子也不追究了，摆摆手让他告退。
李章铜走出皇宫的时候，发现自己几乎虚脱了，后背发凉。
他并不是怕皇太子，他怕的是自己的前程。
他是一个外交官，而且是一个已经做到了极致的外交官，在全世界范围内，李章铜也颇有名气，被认为是能跟俾斯麦一较长短的外交人物。
可事实上，李章铜的地位十分尴尬。中国跟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数量众多，他们是一个各种力量相对平衡的地区，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离开盟友赢得一场战争，任何一个强国，都不可能离开盟友，保护他们的利益。哪怕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拿破仑时代的法国，都不能免俗。在这种情况下，外交就成了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外交大臣的地位在欧洲国家的内阁中首屈一指。外交部门也被默认为是第一大部门，几乎首相之下就是外交大臣。许多国家甚至是首相直接掌握外交权力，比如俾斯麦就是这样，许多国家的外交大臣之后，就是下一任首相，英国多个首相都是先从出任外交大臣开始的。
可中国是一个统一整片陆地的帝国，从秦汉统一之后就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在中国周边地区，往往都是围绕中国转的。中国势力范围内，是一个天下有十分，中国占九分的政治格局。往往中国就是一切，中国的内政，远远强于外交的重要性。所以外交在中国，一直是可有可无的事务。过去的理藩院，不过是礼部下辖的一个小部门，甚至是养老的闲职部门。外交存在的意义，往往是为了给皇帝装点门面的，没有任何必要性。
即便皇帝对外交进行了改革，理藩院被独立出来直接向皇帝负责，在处理关于外交事务的时候，理藩院掌院也可以出席内阁会议，但事实上，理藩院掌院大臣，并不是常规的内阁成员，地位一直在六部尚书之下，更不用说像欧洲那样，仅次于首相的地位了。
李章铜是一个优秀的外交官，皇帝之所以提拔他，就是因为他具备在一团乱麻的局面之中，具有抽丝剥茧理清头绪的极强的逻辑能力，当年在黑海海峡争夺之中，正是因为他的建言，才以成立海峡委员会为掩护，让中国事实上得到了海峡通行权，还让其他国家互相制衡之下，都无法在海峡畅通。如果当年不是李章铜的建议，皇帝就不得不跟英法等强国，打一场争夺海峡的大战。
之后李章铜在海峡委员会中工作了近十年，通过一次次完善海峡通行公约，不断加强中国独享海峡通行权的事实。之后被调入理藩院，平步青云的做到了掌院一职。
如果没有皇帝的慧眼识珠，李章铜是不可能从一个普通书吏，快速成长到理藩院掌院的地位的。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皇帝派的官员。
但他其实没有派系，他唯一的目的只是当官。这是他跟俾斯麦那种外交家最大的不同，他是外交官，不是外交家，一字之差，中心却不同。他跟俾斯麦一样，都有掌控复杂局面的能力，当跟俾斯麦不一样的是，俾斯麦积极动用外交手段，是为了实现他的理念，而李章铜运用外交手段，却是为了当官。
李章铜首先是一个官，其次才是一个外交官。
作为一个中国读书人，他也是感念皇帝的知遇之恩的，但他并不会愚忠于皇帝，他也没有强烈的外交理念，不会像俾斯麦那样，外交理念失败之后，宁愿辞职。他更愿意为了保住自己的权位，而放弃自己的理念，屈从于自己的上级。
所以李章铜这次马上对皇太子表达他支持战争的态度，但这绝不是他真正的态度，他的真正态度和理念，其实跟俾斯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