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一茬茬喊着乌拉冲锋的俄军一茬茬的倒在筑垒工事前，毛奇十分淡定，对这种情况他早有所料，但他又很哀伤，在线膛枪的杀伤下，勇敢的士兵死的毫无价值。
“命令士兵掩护！”
毛奇对自己的副官说道，副官是一个奥斯曼人，懂德语，但毛奇现在已经可以完全用突厥语说话了，副官也就成了一个传达命令的传令兵。
毛奇遇到了一个好时代。
1834年，在普鲁士服役的毛奇升为上尉。这年11月，他被派遣到伊斯坦布尔，以休假的名义出使奥斯曼帝国，帮助奥斯曼帝国进行军事改革，加强普鲁士在奥斯曼的影响。之后毛奇开始作为顾问帮助苏丹政府拟订建立国防军的计划，建立防御体系。
当时正是奥斯曼帝国败于埃及之手，奥斯曼苏丹找不到方向的时候。埃及队是拿破仑战争之后，阿里聘请法国军官帮忙训练的。但奥斯曼队也是聘请了大量法国顾问，可却不是埃及队的对手。病急乱投医，奥斯曼苏丹就接受了普鲁士的帮助，聘请了毛奇为首的大量普鲁士军官帮忙训练队，制定系统的军事体系。
历史到这里，并没有变化。历史上，毛奇训练的队，几年之后遇到埃及队，又一次被击败，然后奥斯曼苏丹就又抛弃了普鲁士军事顾问，毛奇以失败者的身份，灰溜溜的回到了普鲁士。
但现在的历史却变了，因为毛奇刚到奥斯曼帝国履任，就爆发了奥希战争，希腊先后联合满清、埃及对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打击，结果奥斯曼帝国遭受了又一次惨败。这一次的惨败当然就归结不到普鲁士顾问的头上了，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工作。
反倒是这次战争，让毛奇对战争有了新的认识，他虽然在普鲁士军中服役，可其实他的知识很杂，并不是纯粹普鲁士式的，他上的军校也不是普鲁士的，而是丹麦的。他父亲是一个普鲁士破产容克，母亲是一个丹麦中产阶层，他从小跟随父母在丹麦定居，在丹麦接受教育，但他认为丹麦太小，不是让他发挥的舞台，他更看好普鲁士，于是就以容克贵族身份，报考了普鲁士军官，成功考入普鲁士队成为下层军官。
他知识驳杂，历史、文学、哲学、军事都有涉猎，贫穷的时候他还出版过小说，他是一个语言天才，热衷于学习，于是在普鲁士军中不时发表一些军事论文，渐渐积累的名声，被调入参谋部门。
但直到奥斯曼任职，他依然只是一个小军官，上尉军衔。但却是有真才实学的，他没有参加拿破仑战争的经验，所有知识带有纸上谈兵的色彩。
反倒是奥斯曼跟满清和埃及的战争，让他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了战争，战后他总结经验，向奥斯曼帝国提出改革方案。
他发现在战争中，奥斯曼队的许多败仗都是因为统属不一造成的，他建议在奥斯曼队中设立正规的参谋部，由参谋部制定统一的作战方案，交由军官执行。这意味着军官负责指挥队的时刻结束了，更专业的参谋制定方案的时代到来了。
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已经不是马哈茂德二世，因为接连的战败，马哈茂德二世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他儿子继位，继续推行改革。在没有方向的时候，他接受了毛奇的全部建议，让毛奇放手对奥斯曼的队进行重组。
毛奇对奥斯曼帝国的军校，后勤管理，军事训练，都进行了系统性的改进，这些改进，并不是革命性的，一来是大部分内容奥斯曼队本来就有，毛奇只是加强了管理，二来，这些事情随便一个有管理经验的欧洲军官都能做，毛奇做的也未必就比别人更出色。
毛奇最大的，革命性的改革是，组建了一个大参谋部，这个参谋部直接向苏丹负责，制定让军官执行的作战计划，而不是为军官临时提供建议的幕僚。苏丹支持了这个改革建议，因为他发现，通过这个总参谋部，苏丹等于直接控制了队，这对于常常受到军阀干涉政治困扰的奥斯曼帝国来说，是非常有利的。
之后奥斯曼参加的战争就是在俄国陷入困境的时候，趁火打劫攻击克里米亚半岛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中，奥斯曼只是最后参战，而且没什么辉煌的战果，甚至被俄军从克里米亚半岛击退。但这毕竟是一场胜仗，而且奥斯曼队改革的成果已经有所体现，战斗力比以前有所提高，跟俄军和英军的战斗中，也不是以前那种一边倒的局面。最后成功通过政治手段得到了克里米亚半岛，终究是胜利，因此毛奇并没有遭到罢免。反倒是因为他打造的总参谋制度，让苏丹牢牢控制着队，而一直得到重用。
战后毛奇开始负责克里米亚半岛的防御计划。这个计划极为关键，影响到了这次战争的进程。
在打造克里米亚防御体系之前，毛奇对哈萨克战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对双方在这里进行了四年拉锯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甚至还亲自走了一趟中国队千里大迂回的路线。这次大迂回已经是中国队的成名作，基本上全世界的军事教材都会讲起，但毛奇并不特别崇拜中国人的战术。因为他发现，这次迂回确实是一次极为大胆的战术创新，但并不具备普世性，因为除了中国，其他国家很难借用。在这次迂回中，中国先后动用了六七百万兵力，加上保障运输的人力，恐怕是千万级别的，全世界能动用千万人力投入战争的国家，有哪个？至少欧洲，一个都没有！
毛奇反倒更推崇中国人的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