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队越来越多的杀出丘陵防线，不断突破、占领英俄联军的前沿阵地，在英俄联军没有崩溃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出现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中国人也不总是胜利，他们的进攻多半都被打退了，就好像英俄联军的进攻一样。
在大海上，爆炸弹让帆船不堪一击，在陆地上同样如此，性能更加可靠的爆炸弹，让进攻方简直就是去送死，敌人依托要塞工事，可以轻易抵挡任何进攻，还能给予进攻方士兵以巨大的杀伤。
现在轮到中国人进攻了，英俄联军发现，中国人也很容易在进攻的时候被打死，于是英俄联军决定在无法顺利撤退的情况下，就地转入防御。哈萨克丘陵相持开始转入第二阶段，中国战略进攻阶段。
在其他方向上，这个夏天中国队也开始取得更大的战果。
西伯利亚方向，6月之后，大规模的攻击才开始爆发，这里的俄军并没有爆发瘟疫，依托鄂木斯克等要塞防御的俄国人，生活条件相对优越，健康状况都相对较好，加上西伯利亚的气候比较凉爽，一直就没有疟疾肆虐的基础。
最大的限制还是兵力问题，当中国队开始进攻之后，部署在鄂毕河以东地区的俄军据点和要塞一座座被拔出，中国人还从额尔齐斯河出击，跟西伯利亚方向进行呼应，让俄国很难分兵。
西伯利亚荒凉的地理特征，注定人类活动只能沿着河流进行，巴尔瑙尔距离鄂木斯克的直线距离很近，但中间大量沼泽、原始森林对现在的人类活动来说，几乎难以跨越。中国队反而是沿着鄂毕河绕了一个大湾，先威胁到上游的托博尔斯克，军事军力上千公里。
在进行了激烈的争夺之后，中国用绝对优势兵力，攻占了托博尔斯克，现在可以沿河南下威胁鄂木斯克，也可以西进威胁秋明、叶卡捷琳堡以及车里雅宾斯克等有河流相通的乌拉尔山以东要地。
战略态势对俄国越来越不利。
中国队还开始在印度方向发动了反攻。
这个方向的战斗一直不激烈，英国击败了缅甸之后，逼迫缅甸贡榜王朝跟英国签订了同盟条约。
然后中国以缅甸人背盟为由，从西藏地区派遣队南下，藏军进入了被廓尔喀和不丹挤压的只剩下巴掌大小的，依附于西藏宗教势力的锡金邦。
这些藏兵对高原地形的适应，是内地士兵无法比拟的。农奴出身的藏兵，在政府请出活佛为他们祈福之后，精神力量十分强悍。
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改变西藏地区的政治格局，西藏还是宗教和贵族统治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地区，文化上十分恐怖，剥人皮做祭祀的活动让人毛骨悚然。但却极其稳定，贵族的野蛮压迫，在宗教的精神洗脑下，在这个经济基础极端薄弱的地区，达到了一种让人惊讶的平衡状态，广大农奴完全任命，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比后世更加极端，后世的藏人就让人惊异，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那种可以从四川一路磕头几千公里去拉萨朝圣的信徒的精神力量来源。
可这种跟宗教高度结合的政治制度，毫无疑问是落后制度，从任何社会指标来看，都是落后。从明末开始，西藏人口就停止了增长，一直稳定在100多万人口上，不上不下。已经停滞了四五百年。
政府继承了满清的全部政策，派遣驻藏大臣管理这里，不求在这里取得经济利益，只求这里稳定而已。对周琅来说，他也想解除这里的农奴制，但他并不是理想主义者，没有那么强的道义感，他绝对不会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这里的农奴跟贵族矛盾爆发，农奴开始寻求自我解放的话，他会义无反顾的支持农奴，但很可惜，这里的农奴们任命了，而且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解放他们，不但不会得到他们的拥护，还会得罪宗教特权阶级，弄的里外不是人。
解放后的农奴，解放的是法律上的身份，经济条件改善之后，他们对物质要求并不高，愿意将大多数财富捐献给寺庙，而不是用于享乐。这种人的心理，是商业社会中物质化的人无法理解的。后世因此，有大量的公知歌颂藏人文化，其实这些公知就是吃饱了撑的，让这些人把他们所有的财富拿出来，他们绝对不愿意。更有甚者，不断为反叛势力摇旗呐喊，打着各种诸如“自由”等西方世界观的旗号，批评本国政府的西藏政策，那不是无知，就是有意的抹黑。
周琅吸取了这些教训，他发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很对，但己之所欲，有时候也不要施于人，因为别人未必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去解放农奴，未必能得到农奴的支持，那么就不要去做了。
但在不得罪西藏权贵阶层的范围内，周琅还是做了一些努力，比如花钱向那些农奴主购买农奴，然后给予他们自由身份，先是通过让他们服役，然后给他们土地，让他们耕种，将农奴转为自耕农。
驻藏大臣通过这种方式，组建了一只一万人的藏军，分驻在边境地带，建立十几个军事屯垦区。
这只队出藏地之后，联合廓尔喀和锡金两个附属国的队，总计三万人，其中廓尔喀出兵一万五千，三万人迅速攻占了过去被缅甸控制的喜马拉雅山南麓，布拉马普特河上游的阿萨姆和曼尼普尔两个土邦。
真正的主力还是从云南南下的中国队，总计十万人，从瑞丽江进入缅甸境内，最后进入伊洛瓦底江中上游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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