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翻向孙策汇报了盛宪的建议，孙策才知道王充这位汉代思想家也是会稽人，而且就是上虞人，与虞翻家邻县。
论衡后世被冠以唯物主义的头衔，如雷灌耳，但王充这个人却远不如作品有名。在这个时代更是名声不彰，除了本地人，知之甚少。孙策原本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原因，他听说过这部书，但没有读过，更谈不上研究。听虞翻介绍，才知道论衡是一部离经叛道的书，其中有很多对儒门、儒学的反思，比如反对厚葬，反对谶纬，更严重的是他反孔子。
严格的说，王充不是反孔子，而是反对神化孔子。汉代谶纬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神化孔子，孔子不仅是圣人，还是神，比如说孔子当泗水之葬，泗水为之却流。王充反对这样的风气，他力图剥去孔子身上的神性，将他还原成一个人。
这显然与儒门越演越烈的社会风气背道而驰，所以王充的学术不仅无法传播到中原，就连本地人对此都不以为然，知道的人不少，但赞同的人不多，虽然他们都知道王充的很多论述很有说服力，但非圣这点瑕疵足可以将所有的优点抵消。
盛宪在这个时候提出传写论衡，很大程度上是意气之争，要与吴郡学者争锋，但有一个背景也不可忽视。孙策本人就喜欢以事实反驳空谈，而且他对儒家经典的评价也不高，在某种程度上和王充的学术观点有契合之处。某种意义上，这是盛宪在思想上向孙策积极靠拢的表现，虽然盛宪本人未必意识到，意识到了也未必肯承认。
虞翻对这个趋势持欢迎态度，认为可以因势利导，大力推动。对中原人来说，吴会是边鄙，学术风气不如中原浓厚，变革的阻力会小一点。如果以此为契机革新儒学，吴会成为新学术的发源地，对孙策、对吴会都有利。
孙策接受了虞翻的建议，让他全权负责，不必事事请示，事后通报一声就行。虞翻感激不尽，随即约见盛宪，让他集结会稽知名学者，齐聚山阴，他要与他们一起研究部署会稽郡学的发展规划。
将民政、教育等事务交给虞翻处理，孙策集中精力做一件事：征兵。
他只带了亲卫营来江东，后来增加了甘宁的旧部近千人，沈友、朱桓的一些部曲。陈到转任丹阳太守，郭暾转为丹阳都尉，他都拨了一些兵力给他们，前后有近千人。到会稽后，他又增加了董袭和贺齐的人马，又击降了黄龙罗、周勃等山贼。人数有数增加，但战斗力却有所不足，必须进行补充。
其实孙策如果只是想补充兵力，问题很容易解决，吴会世家都有部曲，少的几百人，多的上千人，只要他愿意，随即可以征集一两万人。但那些人只认旧主，不会听他的命令，等于他花钱替世家养兵，久而久之，必然会形成部曲制。
所以他一直没有征兵，即使是带着人马来投效的，他也不轻易接受，接受了也要控制人数。太史慈投效，他只给太史慈三百人的名额，董袭、贺齐同样如此。这已经算是较高的标准了，像全柔、凌操等人只有百余人。这些人是他们的亲卫，会一直跟着他们，其余的兵力只是暂时由他们指挥，兵权控制在孙策手中，随时可能调拨给其他人。当他们的职务调整时，手下的兵力组成也会跟着变化，可能更多，也可能会减少，甚至会全部剥夺。
孙策征兵的对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俘虏，从中挑选强壮的当兵。但这些人比较少，因为他们的旧主还在军中，容易形成小山头；二是从百姓中征发。这些人还只停留在孙策的计划中，一直没有进行。
现在机会成熟了。盛宪的章在吴郡、会稽形成了影响，激起了一大批少年从军的愿望，这时候发布征兵令，会有大批或者门户寒微的子弟前来投军。与普通招募的士卒不同，这些人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多的是为了建功立业，战斗的动机更强烈，也更容易接受严格的训练。
孙策给蔡瑁下达命令，让他印了大量的征兵令，发到里一级，务必让每家每户都有机会看到这份征兵令。一里多的百十户，少的二三十户，两个郡加起来近三十万户，将近一万份，如果没有印刷术，仅是公的抄写工作就会是一项沉重的负担，皇权不下县，县令长的命令只能到乡亭，不能真正传达到每一个百姓的耳中，固然是官民势力平衡的结果，这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重要因素。
现在孙策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将征兵令曾经贴到每一里的里门上，让每一个百姓都有机会看到。
下达征兵令半个月，做好了充分的宣传造势后，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孙策从义从营派出一百余人奔赴各县，从应征的人中挑选合适的对象。这么多人聚集到郡治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到县治也不太方便，所以这些人会到亭一级，让应募的人在家门口就能知道自己有没有机会通过选拔，免得白跑一趟。
这都是后世征兵的通行做法，可是对这个时代来说却是一件新鲜事，一时间引起不少的轰动。这个时代募兵很常见，但大多是在人流密集之处树起大旗，就地征募，很少能像孙策这样深入亭里精挑细选的，一是没这实力，二是没这意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精兵的重要性。
孙策选择的时机非常重要。选择的时间选在秋收前半个月，选择结束，正是秋收，通过选拔的人也不是立刻赶到郡治集合，而是先回家收割，秋收后先在县集中，顺便将应缴的租税